1946 年张学良被秘密转移台湾前后，竟是一场充满欺骗与失望的迁徙

1946年11月的南京，蒋介石官邸内气氛凝重。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站在蒋介石面前，听着这位国民党最高领导人面无表情地提及“共产党那边最近总提起张学良”，言语间满是对张学良羁押地点的担忧。

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就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十年间从大陆多地辗转，行踪始终被国民党当局严密控制。

到了1946年，国内政治局势早已不同往日，共产党在北方的力量不断发展，西南地区看似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张学良的羁押之地。

说实话，蒋介石对局势的判断向来带着极强的政治考量。他盯着办公室墙上的地图，跟郑介民分析“如今的共产党，在北方的实力不弱，西南表面安稳，其实暗藏危机”，还特别强调“张汉卿一定要安排在稳定的地方，不能让共产党得了消息”。

从这些话里能看出，蒋介石选择羁押地点时，“稳定”和“保密”是两条核心原则，毕竟张学良的身份特殊，一旦行踪泄露，很可能成为政治上的隐患。郑介民在军统多年，最擅长揣摩蒋介石的心思。听了蒋介石的话，他先试探着问“委员长意思，是想把他转移出贵州吗？”，见蒋介石没反对，又进一步提议“也许可以考虑将他转移到台湾”。

这个提议其实很符合蒋介石的需求，1946年的台湾刚结束日本殖民统治没多久，国民党当局对当地的管控相对严格，再加上地理位置和大陆有一定阻隔，确实是个羁押重要人物、避免消息泄露的“稳定之地”。

蒋介石听后点点头，让他“回去再研究一下，也可以联系一下台湾的陈仪主席，然后再向我报告”。

郑介民回到家后，反复琢磨蒋介石的态度，越想越觉得蒋介石是倾向于把张学良押往台湾的，他没耽误，很快就和台湾省主席陈仪取得了联系，沟通了转移的相关事宜，之后又专门找蒋介石再次请示，最终敲定了将张学良转移至台湾的方案。

到这里，转移台湾的前期决策和部署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如何把张学良从当时的羁押地，贵州桐梓“请”出来。负责具体看押张学良的人是刘乙光，从1936年12月开始，他就一直跟在张学良身边，十年时间里，对张学良的性格、想法都摸得很透。

1946年10月17日，郑介民向军统下达了蒋介石的命令，明确“由刘乙光负责将张学良先押送到重庆，再安排去台湾的专机”。接到命令后，刘乙光没直接说实话，而是精心设计了一套说辞。那天，张学良正在屋里读书，刘乙光突然闯进来，脸上装着激动的神情，大喊“重庆传来了天大地好消息！”。张学良被他打断，抬头看向他，刘乙光却不着急说，反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接过警卫递来的茶慢慢喝着，故意吊张学良的胃口。

等张学良神色明显有些不耐烦了，他才开口说“委员长给重庆来电报了，要让副司令和四小姐离开这里，先去重庆住一阵子，然后去南京！”

听到“去南京”这三个字，张学良一下子就愣住了，嘴里喃喃地问“回南京？这么说，委员长是要见我了吗？委员长还有什么话吗？”。

老实讲，张学良被幽禁了整整十年，心里一直盼着能有机会跟蒋介石见面，哪怕不能立刻恢复自由，至少能有个明确的说法。他激动地跟刘乙光说“我已赋闲整整十年，蒋委员长再不放我，也不好对外交代了”，还带着期待追问“你说这次让我去南京，是不是要还我自由了？”。刘乙光见状，顺着他的话说“我想也有可能，张主任也这么想”，彻底点燃了张学良的希望。张学良满心欢喜，赶紧跑去告诉赵四小姐“小妹，赶快收拾收拾，我们准备去重庆”。赵四小姐这些年一直陪着他幽禁，听到要离开的消息也很高兴，语气轻快地说“隐居十年，世上变化怕是不小，你也得好好准备准备”。两个人忙着收拾行李，眼里都是对未来的期待，完全没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场骗局。临行前，张学良想起了桐梓县县长赵季恒，想当面跟他告别。本来想亲自去拜访，可刘乙光却以“安全”为借口阻止了他，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

无奈之下，张学良只好从自己的行李里拿出几卷珍藏的书画，又把两只一直养着的黑猫装进竹笼，让人帮忙转交给赵季恒，权当是告别礼物。他还专门写了张字条，叮嘱赵季恒照顾好黑猫，理由是“桐梓气候环境好，带到南京，恐怕它们不适应，我不愿委屈了它们”。

从这个小细节能看出，张学良虽然身陷幽禁，却依然保留着细腻的心思，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桐梓，也见不到赵季恒了。等赵季恒收到礼物和字条时，张学良一行人早就离开了桐梓。刘乙光带着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一路辗转，最终抵达了重庆，可他没把两人带到普通的住处，而是直接拉到了重庆主城西侧的歌乐山，住进了戴笠生前的寓所。

歌乐山风景不错，还很僻静，那处寓所本是戴笠专门为蒋介石修建的行宫，可蒋介石从来没去住过，只有戴笠偶尔会去。

寓所里面装修得很奢华，头顶是豪华的吊灯，脚下铺着柔软的地毯，跟张学良过去十年在云贵一带住的那些简单朴素的房子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张学良刚进去的时候，都有点不适应，站在屋里愣了好一会儿。

选择这里安置张学良，其实也是军统的心思，戴笠是军统的核心人物，他的寓所选址讲究，装修也兼顾了保密性和舒适性，把张学良安排在这里，一方面能进一步迷惑他，让他觉得“待遇”提升了，更相信去南京是真的；另一方面，也方便军统人员就近监控，毕竟寓所周围本就有军统的人驻守。第二天上午，两个人来拜访张学良，一个是刚上任保密局副局长的毛人凤，另一个是张学良的老熟人沈醉。别看张学良当时是被羁押的状态，可毛人凤和沈醉论资历都是后辈，见到张学良时格外恭敬，一口一个“副座”地叫着，完全看不出张学良是他们手下管控的人。这种态度让张学良更放松了，觉得自己没被轻视，对去南京的期待又多了几分。聊天的时候，张学良主动问起了戴笠的情况，毛人凤和沈醉就把戴笠飞机坠毁身亡的事情跟他说了说。聊着聊着就到了午饭时间，军统方面特意找了一位北方名厨，做了好多张学良爱吃的北方菜。张学良吃得很高兴，多喝了几杯酒，酒劲上来后，还兴致勃勃地跟他们讲起了自己当年在东北带兵的往事，言语间满是当年的意气风发。吃过午饭，几个人又坐下来闲聊，张学良忍不住问毛人凤“我现在的心情，希望各位谅解。我还是想问一问，何时出发去南京？”。毛人凤早就准备好了说辞，一脸严肃地说“政府回到南京也才几个月，要运输的东西很多，飞机很紧张。

张严佛主任已经和航空委员会打过招呼，再过几天就会有消息的。副座只管安心休息几天，很快的”。沈醉也在旁边帮腔，说“飞机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快安排，副座在重庆有什么事吩咐我们就行，我们一定尽力办妥”。他们俩一唱一和，成功把张学良的疑问压了下去，让他继续在歌乐山安心等着。

张学良在歌乐山足足等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盼着去南京的消息，心情一直很亢奋。终于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说“飞机已经安排妥当，从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听到这个消息，张学良高兴坏了，当晚毛人凤带着沈醉、张严佛来送行，他喝了不少酒。赵四小姐怕他喝多了耽误第二天的行程，劝他少喝点，张严佛也跟着劝“既然四小姐说了，大家就都少喝一些”。可就在这时，毛人凤突然开口说“汉卿，蒋委员长方才打来了电话，行程要有些变化”。张学良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忙问“变化？什么变化？”。毛人凤看着他，慢悠悠地说“委员长说，不去南京了。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这句话像一道晴天霹雳，张学良手里的酒杯“啪”地一声摔在地上，酒洒了一地。他整个人瘫靠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毛人凤他们，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刚才还满是喜悦的屋子，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过了好久，张学良才勉强缓过神来，赵四小姐赶紧拿了条湿毛巾递给他。他擦了擦脸，声音沙哑地问“什么时候走？”。

刘乙光见状，赶紧站起来想回应，开口刚说了句“报告副座......”，就被张学良愤怒地打断了“还有什么副座？我不就是你们手中的犯人吗？”。这句话里，满是失望和悲愤，十年的期待，几天的欢喜，在这一刻全变成了泡影。那天晚上，张学良一夜没睡，躺在陌生的床上，看着窗外的夜色，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第二天一早，他和赵四小姐在军统人员的押送下，默默登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

白市驿军用机场是当时重庆重要的军用航空枢纽，国民党当局常在这里安排重要人员的秘密出行，选择从这里起飞，也能看出这次转移台湾的保密性有多高。飞机起飞后，张学良看着窗外渐渐变小的陆地，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当时可能还没意识到，这次飞往台湾，意味着他的幽禁生涯还要继续很久。

抵达台湾后，他先后被羁押在新竹、高雄等地，直到1990年代才逐渐恢复自由。

1946年的这次转移，成了他幽禁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让他和大陆的距离越来越远。

张学良的一生充满传奇，也充满坎坷，而1946年的这场“充满欺骗与失望的迁徙”，无疑是他坎坷人生中一段让人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