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与张国焘恩怨背后故事

陈昌浩（左）、陈祖涛父子

在大众的认知里，陈昌浩被普遍视为张国焘的忠实拥护者。这一形象同样深入人心，在广受好评的电视连续剧《长征》中，陈昌浩的形象亦被塑造得与此相吻合。

实际上，陈昌浩对张国焘的支持并非全然一致，亦非在每一点上都与其保持立场。在长征的征途中，陈昌浩曾公开发声，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提出反对；而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川陕革命根据地那段时期，诸多关键军事决策中，陈昌浩均站在总指挥徐向前一方，与张国焘持不同意见。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陈、张关系

1930年11月，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之下，陈昌浩圆满结束了他在莫斯科的三年留学生活，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在十二月，陈昌浩参与了共青团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荣幸地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同时肩负起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的重任。

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该分局直接向中央政治局负责，其权力层级上居于各省委之上，代表中央政治局行使职权。

最初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一职由沈泽民担任，然而不久之后，资历深厚的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张国焘接任此职，沈泽民则转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刚归国的陈昌浩亦被派往鄂豫皖苏区，自此，他与张国焘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共事生涯。

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甫抵鄂豫皖苏区，便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会议。会上，他宣布了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决定：在鄂豫皖苏区设立中共中央分局，并同时撤销原有的鄂豫皖边区特委。

中央分局由张国焘等11位正式委员与甘元景等15位候补委员共同构成。其中，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七位同志担任中央分局常委会成员，而张国焘同志担任书记一职。

在会议中，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张国焘被任命为军委主席，曾中生和邝继勋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则成为委员会的成员。此外，陈昌浩还同时兼任了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一职。

自此，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架构，由原先以原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为核心，转变为以张国焘为主导，沈泽民、陈昌浩等一批骨干成员构成的全新领导体系。

1931年七月，张国焘对邝继勋的红四军军长一职作出调整，将其职务撤销，并由徐向前接替。

九月中旬，张国焘解除了曾中生担任的红四军政治委员一职，其职位由陈昌浩接替。

在曾中生等主张南下、更贴近实际路线的论争，与张国焘等力主东进的阵营之间，陈昌浩坚定地站在了张国焘的阵营一方。

陈昌浩继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一职后，便迅速在部队内部展开了“肃反”运动。徐向前则专注于军事指挥工作，而陈昌浩则全面负责“肃反”事宜。

陈昌浩对红四军12师的师长许继慎及11师的师长周维炯实施了拘捕，随后张国焘亲自对其进行审讯，并最终将其处决，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这次事件被后人称为白雀园的“大肃反”。

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明确指出：

白雀园的“大肃反”事件，堪称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在这长达近三个月的肃反行动中，两千五百余名红军指战员遭受了无情打击，而团级以上干部中，六七成的人被逮捕或遇害，这对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的削弱。

在张国焘的引导下，陈昌浩在红四军的“肃反”行动中承担着无法回避的责任。

25年之后，陈昌浩对那段过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

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所执行的“左”倾肃反政策，对鄂豫皖苏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931年盛夏，红军主力在皖西白区积极行动之际，分局接获敌方致12师师长许继慎的一封来信。信函传达了敌意，要求我火速前往前线，调度红军撤回苏区。自此，一场肃反斗争便拉开了序幕。

关于许继慎是否与敌方勾结，当时并无充足的材料足以予以证实。去年六月七日，总政治部保卫部致信与我，信中提及从被俘少将高参钟俊的供词中，揭露了有关主谋策反许继慎叛变的事件。然而，主谋策反并不等同于许继慎有意通敌，这很可能是因为敌人从中挑拨离间，意图借刀杀人。。”

自然，这些人中固然夹杂着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然而反革命分子终究只是少数，而绝大多数则是无辜受害的。

“‘左’倾的肃反运动对众多革命干部造成了严重伤害，导致军队和地方工作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亦是鄂豫皖根据地未能稳固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国焘

而张国焘则极力为自己推卸责任，声称“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状况，深怕由此引发严重后果，遂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我身为军委会主席，首先下令各军事单位，严禁擅自逮捕及审讯”。“严禁使用刑讯逼供手段”。（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出版，第105页）歪曲历史事实。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的七里坪宣告成立，徐向前同志担任总指挥，陈昌浩同志则担任总政治委员。

陈昌浩虽在政治立场上一贯紧随张国焘，然而，他与张国焘之间仍存有显著差异。陈昌浩以战功赫赫著称，在黄安战役中，他更是亲临前线，驾驭着缴获的敌机。“列宁号”（红军命名）轰炸黄安并散发传单。

徐向前回忆录中言：

这架飞机，是红军历史上首架拥有之物。陈昌浩曾驾驭它穿梭于白区，抵达皖西的根据地。彼时，他年仅27岁，行事果断，颇具谋略。鉴于对驾驶员可靠性的担忧，他在白区降落时，携带着手枪，紧握着手榴弹，以此逼迫驾驶员服从指挥。

历经黄安、商潢战役的洗礼，陈昌浩与徐向前之间建立了坚实的友谊与信任，在军事决策上，陈昌浩始终坚定地站在徐向前的立场上。当徐向前力主进军皖西时，尽管起初张国焘持反对态度，但面对陈昌浩的坚定立场，张国焘最终也不得不接受了徐向前的提议。

在苏家埠战役中，我军挺进皖西之际，敌方援军突至，使得红四方面军陷入危急境地，背水一战成为唯一的出路，否则将无路可退。张国焘因畏惧战斗，心生退缩之意，不愿再战；然而，徐向前却坚定表态，誓要迎难而上，力战到底。

此刻，陈昌浩坚定地站在徐向前一边，支持他的观点。最终，张国焘亦不得不认同并同意出兵。

在关乎军事大局的关键议题上，陈昌浩与徐向前的见解不谋而合，坚定地站在了徐向前的立场上。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陈昌浩无疑是一位称职的领导者。

徐向前

徐向前评价说：

“陈昌浩同志具备扎实的实干精神，为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贡献了显著力量。”

踏入四川境内，战火纷飞中，陈昌浩冲锋陷阵，不幸身负重伤。昔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将军在回忆往事时提及：

陈昌浩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同砍柴薪、共掷手榴弹，虽其职责似乎定位有误，然而红军初入川陕之际，为开拓新局，指挥官亲临前线所展现的勇敢无畏、沉着冷静、坚不可摧的英雄风范，无疑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

1932年十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不幸遭受挫折，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因此不得不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西进的征程。

在关乎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漫川关突围战役中，红军一度陷入极度险境，张国焘心慌意乱，提议将部队化整为零，实施游击战术。

徐向前力主摒弃这种犹如俎上鱼肉般逐步被敌人吞噬的谬误策略。陈昌浩对徐向前的立场表示坚定不移的拥护，并誓言亲自率领前卫部队，为突破敌军防线开疆拓土。

陈昌浩率领前卫部队，历经艰难困苦，最终以惨烈代价突破重围，确保红军得以夜以继日地成功突围。

在回忆录中，徐向前对陈昌浩在漫川关突围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即便是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陈昌浩在此战中的显著功勋。

步入十二月中旬，位于秦岭山脉南麓的小河口村，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一批对张国焘家长式领导作风持有异见的干部，正密谋派遣人员前往中共中央，以便揭露张国焘的错误行径。

张琴秋与陈昌浩同窗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她力图赢得陈昌浩的助力。然而，陈昌浩持不同意见，认为在如此紧迫的关头，孤身前往上海寻求中央援助并非解决问题的良策，他认为内部解决更为妥当。陈昌浩随即向张国焘汇报了这一情况。

面对广大干部的不满情绪，张国焘在陈昌浩的建议下，于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集了红四方面军师级以上干部举行会议。此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促进了部队的团结，共同应对敌人的挑战。

然而，心怀怨恨的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之际，对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同志进行了残忍的杀害，并对张琴秋进行了降职处分。

张琴秋

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抵达川陕地区，随后逐步构建起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7月的初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张国焘担任主席一职，而陈昌浩与徐向前则共同担任副主席。

在红四方面军中，陈昌浩已然成为张国焘之下的首席副手。

踏入四川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团队中提出了一项与党中央当前的总方针和政策相悖的《入川纲领》，并高举“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帜，意图摒弃苏维埃路线，终止土地革命。

陈昌浩对《入川纲领》严重不满，他和徐向前站出来公开地批评张国焘。他们两人为了维护党的统一，深夜跑到张国焘的住处，向张国焘提出严正批评，指出：

他们不愿偏离党中央的既定方针政策，尤其是在红军在川北尚处扎根未稳、面临重重困难，与田颂尧的冲突日益加剧之际，若张国焘执意推行其《入川纲领》，持续诋毁苏维埃运动，必将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掀起波澜，进而影响与田颂尧的作战，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

此外，他明确提出：一旦中共中央发出指令，要求更换领导人，张国焘将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援助。

面对众人的激愤情绪，张国焘深感自己孤立无援，经过一番痛苦而深入的思考，全面权衡了局势，最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表明了愿意作出妥协的姿态。

陈昌浩在中共中央北上与张国焘南下之间，陷入了一场痛苦的抉择困境。

1935年五月，中央红军成功横渡金沙江，进而挥师北上。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则集结于涪江一带，着手休养生息及筹措粮食，同时扩充红军力量，为即将到来的会师做好了充分准备。

6月25日，中央领导人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懋功县的两河口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在这场会面中，毛泽东同志在雨中亲自接见了张国焘，而陈昌浩同志则是首次与毛泽东同志见面。

然而，张国焘在自两河口折返之后，目睹中央红军实力远逊于四方面军，心生野心，进而散播对中央的不满之声，屡次以威胁之态，要求中央对军委及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层进行改组。

川陕省委亦沿袭张国焘的旨意，向中央发出电报，提议强化总司令部及军委，并增设常务委员。

7月18日，陈昌浩向张国焘及徐向前发出电报，并转致朱德总司令。

“全局之决断，应迅速进行，切莫拖延至职责落实之后。本人坚决主张强化军事领导权的集中，否则难以确保击败敌人。本人建议由焘同志担任军委主席，朱德同志担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任参谋长。在中央政治局确定重大方针之后，应赋予军委独立决策和果断行动的权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录于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书籍中，具体页码为第89页。

7月18日，中共中央于芦花之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为了维护整体利益，确保张国焘与红军一同北上，周恩来毅然辞去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会议决议，张国焘将担任总政治委员一职，并出任中央军委的最高负责人；周恩来则被调至中央常委岗位履职。然而，鉴于张国焘尚未充分掌握工作要领，在此期间，周恩来将暂时协助其工作。

会议决议，陈昌浩同志将加入中央军委常委行列，博古同志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及红四方面军一位同仁则担任副主任，徐向前同志则被委以重任，担任前敌司令部的司令一职，而陈昌浩同志则被任命为政治委员。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于毛儿盖周边的沙窝召开了会议，就当前的形势与任务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探讨组织事宜的会议中，一致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何畏、李先念、傅钟同志则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外，陈昌浩、周纯全同志亦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红军的政治领导机构中，陈昌浩同志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周纯全同志则出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朱德与张国焘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已启程前往左路军；同时，右路军亦派遣了由叶剑英指挥的先遣兵团，他们正途径墨洼，穿越草地，前往班佑和包座，为全军铺就前行之路。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儿盖召开会议，就战略方针及夏洮战役的作战部署展开深入讨论。与会者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等同志则作为列席代表参与了会议。

会议开始，毛泽东发言。

遵循中央关于构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指导，红军在挺进夏河地区后，面临两大行动选择：一是向东进军陕西，二是西进青海。在我看来，我们的主力部队应当向东推进，致力于拓展陕甘边界区域，而非西渡黄河。

他主张红军北进之后，宜以洮河流域作为建立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这一带地形开阔，背倚广袤的草原，使得川敌难以轻易入侵。此外，临近青海的回族聚居区，由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妥善实施，回族民众对我们的到来持中立态度，不至于产生反对。若东进的道路受阻，那么依托黄河以西的区域作为战略退守之地，亦是可行的策略。

在毛泽东发表见解之后，陈昌浩随即起身发言。他言辞坚定，对毛泽东的观点表示全然赞同，并力主迅速北移，集结尽可能多的兵力，向东发起新的攻势，从而落实中央既定的战略方针。

在会议进程中，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以及徐向前相继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与会同志的言论均与毛泽东的主张不谋而合。对此，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并在会上特别对陈昌浩的发言给予了高度评价。

毛儿盖会议会址

毛儿盖会议对夏洮战役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调整，将右路军定位为北进的主力部队。会议结束后，右路军踏上了征服广袤大草原的艰巨征程。

为促成张国焘一同北进，毛泽东特地约见了陈昌浩与徐向前，期望能够成功说服他。随后，三人联名向张国焘发出电报，详述北上的种种理由。不久，陈昌浩与徐向前亦多次致信张国焘，反复阐述北上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张国焘坚持南行。

9月8日，夜幕降临至22时，张国焘未经朱德同意，擅自以二人的名义向徐向前与陈昌浩发出紧急电报，指令二人率领右路军做好南下的准备。

陈昌浩首先阅读了这份电报，随即与徐向前商讨。面对事态已至如此地步，陈昌浩与徐向前二人皆处两难境地。徐向前表示：

“鉴于问题之重大，有必要向中央汇报，还请您亲自走一趟。”

陈昌浩表示赞同，随即携带电报，即刻寻访张闻天、博古等人。晚间，陈昌浩来电告知徐向前，需前往周恩来住所参加紧急会议。遗憾的是，周恩来因患病尚未康复，身体极为虚弱，卧床不起。

在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同志早已草拟了一份要求张国焘同志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在会上，他宣读了这份电文，并征求了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意见。陈昌浩同志表示赞同电文中的内容，并建议积极争取左右两路军一同北上；若此计划无法实现，则可考虑南下的方案。徐向前同志也对此表示了赞同，并支持中央的决策。

会议结束后，中央便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等人的名义，向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发出电报，力主他们迅速北上。

9月9日，夜幕降临至午夜时分，张国焘再度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电报，并通过他们转达中共中央，继续宣扬其坚持南下、反对北上的错误立场。

此刻，陈昌浩在张国焘的压力之下，毅然放弃了初衷，转而同意了南下的计划。

徐向前对一、四方面军的合并与分裂均持保留态度，尤其对于红四方面军被一分为二的做法深感不妥，因此，在经过一番权衡后，他最终不得不做出南下之决定。

陈昌浩遂亲率骏马，前往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张国焘的电报内容，并阐述了他与徐向前的共同见解。

陈昌浩归来后，面露不悦之色，向徐向前抱怨道，他在中央受到了一番严厉的批评。

9月11日凌晨，陈昌浩与徐向前刚从睡梦中醒来，便接到紧急报告，声称叶剑英已神秘失踪，同时，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亦不翼而飞。两人闻言，皆感震惊不已。不久，前方部队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传来的消息是，中央红军已于夜幕低垂之际悄然撤离，并且撤走了警戒哨。

有人不明情况，来电咨询。

“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他们仍在警惕地监视我们，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吗？”

陈昌浩手持电话，询问徐向前。

“怎么办？”

徐向前说：

“岂有红军自相残杀之理，务必让他们遵从指挥，绝不可擅自开火。”

徐向前回忆道：

陈昌浩表现卓越，他当时毫不犹豫地赞同了我的观点，并迅速作出回应，成功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身为政治委员，他握有最终的决策权。若他情绪激动，一旦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我实难加以阻拦。在此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承认陈昌浩同志在维护团结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十月伊始，张国焘抵达卓木碉后，便加速了其分裂党的行动。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白莎喇嘛寺内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他无视朱德的劝诫与反对，采取出其不意的手段，公然宣布了所谓的“临时中央”名单，并自封为该临时中央的总书记。最终，他以多数票通过的形式，通过了相关决议。

更宣布了对中央领导人的所谓“处分”，将他的反党行径推向了极致之境。

面对此情此景，徐向前与陈昌浩皆未料及，因而未曾作出任何回应。

秉持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陈昌浩与张国焘之间爆发了自共事以来首度公开的争执。

至1935年七八月之际，共产国际于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确立了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向，并对阻碍该方针实施的“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判。

十二月，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历尽艰辛，穿越蒙古广袤的沙漠，抵达陕北，适时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理念。

林育英，作为共产国际的使者，致信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表示全力支持”，并提出“可在兄台处设立西南局，直接隶属于代表团”的过渡措施，以便与党中央建立横向联系。这一方案为张国焘提供了退路，最终促使其同意北上。

听闻林育英传达的最新精神，陈昌浩倍感振奋。他毅然突破张国焘的阻挠，在政治部主办的《红色战场》与《红星》小报上，率先发布了这一重要信息以及中央红军在陕北取得的辉煌胜利。

在北上的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之地与红二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设立西北局，张国焘被任命为书记，任弼时担任副书记。在此过程中，张国焘不得不撤销了“第二中央”的称号。

9月16日至18日，西北局于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会议，旨在研讨行动策略。会议结束后，陈昌浩与朱德同志通常会与张国焘同志共同商讨军事行动的相关事宜。

陈昌浩与朱德的观点不谋而合，均倾向于向北进发至静宁、会宁一带，旨在与一方面军汇合，以便与敌军展开决战。

张国焘持论，鉴于一方面军主力无法南下，若四方面军孤军奋战于西兰大道地区，实属不利。因此，他主张西渡黄河，占据古浪、红城子等地，以便伺机支援一方面军渡河，进而夺取宁夏，从而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战略目标。

在此次会议中，陈昌浩与张国焘的合作关系中首次公开发声，对张国焘的观点表示坚决的反驳。双方辩论激烈，争执不下。面对僵局，他们一致同意将各自的见解上报至党中央进行裁决。

然而，第三日，张国焘出人意料地宣布了辞职，并迁往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居住。就在当日黄昏时分，张国焘又特地派人传令，要求会议照常进行。

陈昌浩、朱德及西北局的其他成员匆忙前往张国焘的住所。在会议上，多数与会者均倾向于支持朱德与陈昌浩的观点，张国焘最终不得不摒弃己见。

9月18日，朱德、张自忠、陈赓三位将领共同签署并发布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然而，张国焘却在会议结束后违背初衷，转而反对北上的计划，力主西进，并凭借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权，擅自调动了部队。

闻悉此事，陈昌浩勃然大怒。他与朱德、刘伯承均力主北进，深觉张国焘的决策失当，坚信自己有权利否决这一错误指令。陈昌浩随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左翼部队暂停西进，整装待发；同时，右翼部队亦停止撤退。

遵照陈昌浩的指令，张国焘在深夜三点多便及时抵达。随后，他向陈昌浩陈述了以下几点：

第一陈昌浩无权改计划。

第二，指令存在误判，当前革命形势之下，理应保留四方面军。

第三，一旦汇合，便将陷入绝境，我们被迫拱手交出兵权，党籍也将被剥夺，届时唯有军法处置。

张国焘泪流满面。

陈昌浩坚定回应：

决策之权，须以是否符合中央的指示为准则，而你所作的选择显然与要求不符。务必迅速集结，一旦会合，便会有转机出现。分裂对于我国的革命事业极为不利。身为党员，我们应勇于承认错误，并接受中央的指导与处理。哭泣无法解决问题，唯有正视并改正错误。

张国焘目睹陈昌浩立场坚定，心知言语已无法改变其决心，遂转身离去。

陈昌浩误以为他已回房安歇，遂计划次日再前往漳县，向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的主将徐向前阐述事由。然而，当晚，张国焘却急匆匆地抵达了漳县。得知此事后，陈昌浩也立刻跨上马背，急速赶往漳县。

张国焘夜以继日地抵达漳县红军前敌指挥部。踏入门内，他即刻命徐向前召集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数人，对他们言道：“我已无法胜任主席之职，昌浩接替此位吧！”随后，他向众人详细阐述了与陈昌浩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

自张国焘与陈昌浩携手共事以来，这尚是首次他们之间爆发了如此激烈的公开争执。鉴于张国焘还背负着另立“中央”的沉重负担，他的情绪尤为激动，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声泪俱下地表达了对陈昌浩的反对，声称自己“这个主席”已无力胜任，“让昌浩来接替吧”。他甚至悲观地预见到自己将面临陕北的牢狱之灾，以及党籍的剥夺，“我是不行了”，他如此说道。他还试图挑拨陈昌浩与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

在众人的慰藉声中，张国焘的情绪逐渐平复，随后他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军第四方面军挺进静会地区，遭遇西兰要道，与敌交战形势颇为不利；陕甘北部土地贫瘠，民众生活困苦，难以满足大军粮食补给之需。若将部队转移至河西兰州以北地区，情况将大为改观。”

从军事角度审视，众人对张国焘的观点普遍持有一定的认同。张国焘试图离间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阴谋似乎取得了一定成效，以至于众人普遍误信陈昌浩此时怀有取张国焘而代之的野心。鉴于此，众人现场迅速拟定了一套备用行动计划。

抵达漳县之际，陈昌浩目睹众人普遍赞同张国焘的提议，自知难以扭转局势，于是便放弃了原先的主张。

9月21日，张国焘向朱德发出电报，明确表示对静会战役计划持坚决反对态度，并提议采取第二方案，同时敦促朱德前往漳县进行商讨。

朱德接获电报后，随即向中共中央以及在陇南的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等将领发出电文，同时亦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其余西北局委员，要求他们赴漳县召开会议。

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召开。朱德、陈昌浩对张国焘违背组织原则的行径作了严肃的批评。朱德批评道：

“岷州会议的决策系西北局全体成员共同商议所定，张国焘在会上明确表示同意并签字确认。那么，为何在漳县他却彻底转变态度？即便张国焘身为党的负责人，也应当遵循会议决议执行工作。”

陈昌浩力主早点同一方面军会合，他还强调指出：陕北的中央是在行使其中央职权的，而且是应当的，因为大多数中央委员在那里，而且有国际代表在那里。他们的意见都赞同我们的第一个方案（按：指静会战役计划），难道他们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吗？

陈昌浩态度坚定地表达了他的立场：我毫无保留地支持首个计划。至于第二个计划——即张国焘同志提出的西进策略——未经西北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应由张国焘同志全权负责。

在会议进程中，陈昌浩毫无保留地指出了张国焘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擅自更改西北局的决策，以及将个人意志置于党组织之上的严重过失。

鉴于其职权得以无障碍地正常行使，且为表达对张国焘的强烈抗议，陈昌浩在此次会议中坚定地宣布，他已无法继续担任政治委员一职。

鉴于众人普遍认为此刻渡过黄河恰逢其时，且此举能规避与胡宗南部在西兰大道上的正面交锋，会议最终采纳了张国焘提出的西进策略。

9月26日，中共中央果断致信四方面军，明确表示坚决的反对立场。中央军委亦分别向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毅等将领发出电报，敦促他们率部北上。次日，即9月27日，中央政府发布命令，严格禁止四方面军向西渡河。

此刻，张国焘接到了西进先头部队的战报，得知黄河彼岸已步入封山期，气候异常严寒，对大部队的作战极为不利，因此果断放弃了西进的战略，转而同意了北上的决策。

9月29日，四方面军总部发布了进军静宁、会宁地区的指令。

1936年10月8日，历经艰苦卓绝的征程，我国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地区实现了辉煌的胜利会师。

延安批判张国焘运动中的陈昌浩

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出台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宁夏战役计划》。紧接着，在10月11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共同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

11月8日，中央作出决定，将河西部队更名为西路军，并设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陈昌浩担任主席，徐向前担任副主席，从而开启了这段充满悲壮色彩的西征之旅。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西路军最终未能取得胜利。

1937年3月14日，在甘肃石窝山南麓，陈昌浩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末次会议。会上，陈昌浩宣布：

军政会作出决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与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领导将率部撤离，实施突围，返回陕北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同时，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将担负起指挥剩余部队突围的重任。

1937年农历八月，陈昌浩终于重返那魂牵梦萦的延安。恰在他重返延安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亦已圆满落幕。原四方面军领导层中的张国焘、徐向前、傅钟等先行返回延安，并参与了此次会议。然而，因健康原因及返归湖北故乡，陈昌浩未能参与这场至关重要的集会。

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初露锋芒、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成为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会议。此次会议，更诞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全新中央军委，成员扩充至11位，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和林彪。

陈昌浩的旧部徐向前赫然在列，跻身中央军委的领导行列，并成为红四方面军在军委中的独一代表。

陈昌浩在洛川之地，先后会晤了彭德怀、徐向前及张国焘等与会要员。

西路军西征受挫之后，曾显赫一时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军事生涯戛然而止。在洛川会议上，陈昌浩的缺席加之中央军委成员的重新编排，他的政治命运发生了显著转折。自那时起，他不再担任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以及红军的领导职务（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即便中央未对承担部分责任的西路军将领陈昌浩予以惩处，然而，陈昌浩作为红军高级将领的军事生涯，自此画上了句号。

金秋八月之际，陈昌浩抵达延安，被妥善安置于杨家岭的窑洞之中，随即着手撰写关于西路军败绩的反思与检讨。

经过一个月的持续努力，他陆续完成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以及《第二次报告书》的撰写。

在《报告》中，陈昌浩针对红四方面军主力奉令渡河作战一事，提出了三点与史实不符的错误论断：

第一，“虽然我们遵照总部命令，率领三支部队渡河，但此举却违背了军委的初衷。国焘同志下达三支部队乃至全军渡河的命令，显然是执行他一贯的撤退策略，而非真正执行宁夏战役的既定计划……”

第二，当时我们同意三个军渡河的行动，表面上看似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实则违背了军委的既定意图，对宁夏战役计划进行了误解，反倒是成为了国焘同志撤退计划的实际执行者……

第三，他甚至断言：“涉河之举本身亦属不当”，等等。

显而易见，陈昌浩的言论存在严重偏差。实际上，渡河作战主要遵循的是中央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与《十月份作战纲领》，而非延续张国焘所主张的西进退却策略。

为何陈昌浩在此地发表违言？这与他抵达延安前所进行的对张国焘的批判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路军战役及其失败所提出的严肃指责有着直接关联。

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公开发表了题为《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究竟何在》的深刻论述，从而拉开了对张国焘路线进行批判的序幕。

在3月27日至31日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扩大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中，张国焘就自己的问题进行了申辩，而与会者中，有超过30位成员对他提出了批评。

31日，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国焘路线的首要问题为右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军阀土匪主义，最后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决议》指出：西路军失败。

西路军推进至甘北的进程及其惨重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西路军西征之败，并非张国焘个人之过，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实与史实不符。

在西路军西进途中，张国焘仅以个人身份向西路军发送了两份电报，一份于1937年1月8日，另一份则是在同年3月4日。审视电报内容，不难发现其观点与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在上一封电报中，张国焘着重指出：“务必在军队内部，尤其是干部群体中，增强对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崇高威望。”

在后续的电报中，张国焘对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各位同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你们前次来电所述，关于所遭受的损失应由军委承担，此观点实属不当。”

批判国焘路线的运动，此后在全党、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但批判渐渐过了火，红四方面军战士和干部成了对象和靶子。先是少数人，然后是大多数人，最后造成一大批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受到伤害，而且形成了一个共识：西路军的失败被视为“国焘路线”的恶劣后果，西路军被定性为“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这实乃对西路军的不公。自渡河起，西路军便始终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之下奋勇前行，然而所肩负的使命却屡次变换，时而东进，时而西行。受制于诸多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制约，最终未能如愿以偿，遗憾败北。

应当指出，中央赋予西路军的任务实际上已超越了其自身的能力范畴，这与“国焘路线”并无显著关联。西路军为保障中共中央的安全、协助河东红军的战略撤退、支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孤军奋战，浴血沙场，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然而，他们却背负着“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罪名。

在延安的抗大校园内，曾发生过一场颇具影响力的风波，红四方面军的多位高级将领，包括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陈再道等十数位军师级别的干部，竟然密谋携带武器，意图离开，返回四川进行游击战。

这些情况无疑给陈昌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毕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陈昌浩与张国焘之间关系紧密，在四方面军中位居张国焘之下，是仅次于他的二号人物。面对张国焘所遭受的严厉批判，陈昌浩若不与张国焘“划清界限”，不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发表违心的言论，实属正常现象。

在《第二次报告书》中，陈昌浩屡次重申，西路军的败绩，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抵制国焘的错误路线，亦未彻底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他心有不甘地将西路军的挫折与张国焘的错误导向牵强地联结起来。

尽管在陈昌浩针对西路军失利所撰写的两份报告中，仍有两处观点颇具价值：

第一，西路军受中央领导。

其次，西路军投身于为党的使命而奋斗的激烈斗争之中。

陈昌浩指出：

西路军自其成立之初，便始终坚定地遵循党中央与军委所确立的正确路线而开展工作。尽管在执行中央与军委的指示方面存在不足，但自成立伊始，西路军便始终坚定地站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上，不懈地为之奋斗。

即便西路军最终遭遇了惨痛的失败，我个人的过失也相当严重，但我依然坚信，西路军所秉持的政治方向，是忠实地贯彻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非走上了与国焘路线相悖、背离中央的道路。

陈昌浩意见符合史实。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西路军战败的诸多原因得到了客观、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在20世纪80年代，已故的原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任务执行、战场主动权把握以及独断专行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1982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此前的西路军30军政委，在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下，着手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次年2月25日，题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文章正式成文。

本文全面梳理了历史全局、河西走廊的地理环境以及敌我双方的优劣对比，进行了详尽的总结。其内容与陈昌浩在延安所作的报告诸多契合，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即西路军始终如一地履行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使命。

1991年，经中共中央的批准与修订，《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西路军问题的相关注释进行了更新。其中记载：

“（1936年）金秋十月，我四方面军一支队伍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投身于宁夏战役的部署。进入11月初，依照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决策，这支渡河的部队被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在极端艰苦的境遇中，他们孤军奋战了四个月，共歼敌两万余人。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西路军在1937年3月终究未能幸免，最终败北。”

陈昌浩所提出的两项基本观点，历经半个世纪的时光洗礼，终于得以揭示其原本的真谛。

在深入反思西路军失利经验教训的总结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陈昌浩同志随即被分配至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担任职务。随后，他又被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以及国际宣传科科长之职，同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马列学院三所院校的政治课程教员。

陈昌浩心中难免滋生出几分委屈。即便张国焘犯下了严重背叛党中央和红军的罪行，却依旧占据了要职，甚至在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还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他自己，在红四方面军的无数战斗中，贡献颇多，如今却被一贬再贬，沦为一名普通的科长，这令他深感不公。

他毕竟是久经党培育的高级干部，经历一段时间的沉淀，他迅速恢复了内心的宁静。

1939年盛夏，陈昌浩踏上赴苏联求医之路，直至1952年，他重返祖国的怀抱。此后，他先后担任了马列学院的副教育长以及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职务。

陈昌浩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终年61岁。

198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隆重举行追悼会，深切缅怀陈昌浩同志。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等众多同志出席了此次悼念活动。

张国焘于1938年4月，在武汉地区背叛革命，投靠了国民党，沦为令人不齿的叛徒。

新中国成立之际，张国焘流落海外，起初定居于香港，依靠撰写回忆录，从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稿酬以维持生计。

1968年，正当大陆陷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香港亦未能幸免。身为一名变节者，张国焘心中充满忧虑。为了逃离这场浩劫，他远赴加拿大，那片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土地。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养老院不幸离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