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权力核心的“七巨头”如何改变中国命运？

在“文革”前夕，中共中央领导层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一格局，是对中共历史上“五大书记”体制的继承与深化，其影响亦深远至极。该集体成员不仅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亦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其中也出现了林彪这样的异类，但这一点并不影响整体。本文旨在结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设立与演变历程，以及毛泽东等七位领导人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任职细节，揭示“毛刘周朱陈林邓”领导格局的形成及其背后的种种相关情况。

周恩来、陈云、毛泽东三位领袖先后较早地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行列。

在中共建党初期，鉴于党员人数及地方组织规模均相对有限，中央机关的设置亦相对简陋，尚未设立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自中共四大召开以来，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至1927年4月，中共党员人数已突破五万七千人。同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议正式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并首次创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中共五大修订的党章明确指出，中央委员会“负责组织中央政治局，以指导全国范围内的所有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成员相互推举若干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专责处理党的日常事务”。

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光荣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详见《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200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陈独秀连任中央总书记。在“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杰出人物中，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毛泽东则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时担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刘少奇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朱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同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陈云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共总支部干事，兼发行所分支部书记；林彪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连长；邓小平在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并担任校中共党组织书记。

1927年7月，遵照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中央设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周恩来同志被委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任。周恩来同志在“毛刘周朱陈林邓”这七位领袖中，率先踏入中央（包括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行列。由于临时中央领导机构已获得共产国际的正式认可，其在当时是合法且有效的。南昌起义的挫败之后，在“八七会议”上，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同志被排除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之外，仅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1月，于上海举行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再度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此次会议中，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项英、蔡和森等五位正式委员及李立三、杨殷、徐锡根等三位候补委员共八人构成。向忠发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在“毛刘周朱陈林邓”这一群体中，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与朱德、林彪等同志在井冈山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刘少奇同志当时担任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该委员会承担原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职能。由于中共六大过分强调“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刘少奇同志未能入选中央委员；朱德同志担任中国红军第四军军长；陈云同志则在江苏省青浦县家乡参与农民暴动，并担任中共松（江）青（浦）金（山）县委负责人；林彪同志担任中国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在中共六大召开之际，李维汉、任弼时同志留守上海，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李维汉、任弼时同志处理中央留守期间的日常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于上海召开。会议对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后补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年9月，王明在启程前往苏联之前，临时组建了中央政治局，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卢福坦担任常委。陈云被纳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并兼任中央特科书记。自1932年3月起，陈云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在“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领导人中，陈云是第二位被任命为中央（包括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

1934年1月，中共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期间对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选。在此次全会上，中共历史上首个中央书记处（实则等同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应运而生，并由博古担任主持工作，全面负责。关于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名单，存在多种版本。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的记载，成员包括秦邦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陈云、陈绍禹（王明，当时在苏联）、张国焘（在川陕苏区）以及项英等七位同志。六届五中全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与中共五大、六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相仿。在那个时期，中央书记处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常常被混为一谈，其成员也时而被称为书记，时而被称为常委。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际，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经补选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亦即中央书记处书记。自此，周恩来、陈云与毛泽东三位同志正式成为中共核心领导层的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在“毛刘周朱陈林邓”这一群体中，朱德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则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红五军团中央代表；林彪同志任红一军团军团长；邓小平同志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客观而言，邓小平同志当时所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与他在1928年左右所任的相同职位，以及后来建国后第三次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在职责范围、职位规格等方面，均有显著的不同。

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党从稚嫩的幼年期迈向了成熟的阶段。自那时起，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开启了胜利发展的辉煌历程。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四人共赴中共五大书记之列，成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

“目前中央组织集中，政治局成员包括洛甫、恩来、博古、泽东、邓发、凯丰、稼祥、仲丹（张浩、林育英）、德怀。常委则由洛甫（担任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组成。”在这一时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亦即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中，陈云因长征途中被派往苏联，而王明自先前便已在苏联。张国焘则随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项英则留守中央苏区。当年12月初，张国焘、朱德、任弼时等人抵达保安，与中共中央实现会合。自此，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中央书记处书记）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博古等，由张闻天全面负责，主持中央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委会的工作。

1937年11月，中共代表王明与康生，应共产国际的委派，搭乘飞机抵达延安。与此同时，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亦同机抵达。为聆听共产国际的指导并梳理党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得以重新确认，包括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等九位同志。此外，会议还决定，王明、康生和陈云三位同志将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会议和决策，对外发布则通常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进行。这种书记处与常委会的混称现象一直持续到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期间，中共在延安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六次全体会议。此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该决议是党历史上首次明确阐述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书记处的性质、职责、权限和纪律等方面的文件。《决定》中采纳了以“中央书记处”替代中共六大党章中规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议。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等人。在全会过程中，张闻天坦率地提出建议，应“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总书记”。

然而，毛泽东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并不倾向于在此阶段提出这一议题。全会结束后，张闻天主动退让，将工作重心逐步移交给毛泽东，并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地点也从他所在的窑洞迁至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合照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此决定旨在对中央机构进行优化调整，并对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的职责分工进行了明确。《决定》中规定，中央政治局在两次中央全会间隙，承担领导全党工作的重任，并对一切重大决策拥有最终决定权。而中央书记处作为执行政治局的决策、处理日常事务的职能机构，其在组织上完全服从政治局。书记处负责落实政治局决议，并对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同时，在政治局的方针指导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问题。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重大人事调整，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位同志组成，并由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书记处会议不设固定时间，主席可根据需要随时召集。在会议讨论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拥有最终的决策权。由此，毛泽东同志在组织架构上首次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与此同时，刘少奇同志也首次跻身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圈。此次组织架构的调整标志着张闻天同志以及王明同志等曾担任中央总负责的人士正式卸任。

在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该会议历时整整11个月。在此次全会的首场会议上，中央书记处提出建议，并据此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五位同志组成的主席团，其中毛泽东担任主席团主席。在此期间，主席团承担起处理中央日常事务以及筹备中共七大任务的重任，原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职责随即暂停。这五位成员所构成的主席团，可视为日后“五大书记”制度的雏形，尽管他们的排列顺序略有差异。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在主席台上，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同志一同出席。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此次会议通过的党章，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设置进行了调整，取而代之的是设立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的产生机制、地位与职能，在党章中首次得到了详尽的明确。党章明确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的决策指导下，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十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脱颖而出，他们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一集体在中共历史上被尊称为“五大书记”。此外，会议还正式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以及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要职。

在“毛刘周朱陈林邓”这一群体中，陈云位居非中央书记处成员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首，不久后便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其地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林彪与邓小平在中共七大上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林彪当时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但由于身体原因，他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抗大总校校长的职务则由徐向前暂代；邓小平则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并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主持华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工作。至此，“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七位成员均顺利进入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领导的集体架构，自此正式确立。”

自中共七大以来，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承担了中央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的职责，这一局面延续至中共八大。在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书记处带领全党，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建国之后，该机构继续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各项重要工作和任务。

在建国初期，中央书记处经历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与补充。自1949年4月起，任弼时因健康原因开始休养，随后又前往苏联接受治疗。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由陈云暂时代理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同年10月，任弼时不幸去世，陈云随即正式接替了他的职位。尽管如此，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依旧维持着“五大书记”的阵容。这“五大书记”正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前五人，虽然在排名上有所变动。

作为已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中央书记处肩负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任务。为满足新形势下中央日常工作的需求，1954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秘书长及副秘书长，并组建秘书长工作会议，负责代理中共中央处理日常事务，旨在缓解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压力。邓小平同志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到了1955年4月4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增补林彪、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至此，“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七位同志均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对党的组织与领导架构实施了重大改革。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此举实则是对原有中央书记处的职能进行了转型，使其演变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原中央书记处的各位书记也随之成为新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光荣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则荣膺副主席一职。邓小平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志共同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林彪同志则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多重职务。在八届中央政治局中，林彪同志的排名极为靠前，仅次于六位常委，位居非常委委员之首。

在中共八大选举这一充分体现党内民主的过程中，“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七位同志均赢得了全党的广泛认同，他们的得票数位列中央委员之首九名。紧随其后的是延安“五老”中的两位杰出代表：林伯渠、董必武。而首次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邓小平，更是赢得了全党的高度赞誉。在八届中央委员选举中，他的得票数从七大时的第二十八位跃升至第四位，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位居朱德、周恩来、陈云、林彪等同志之前。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开端与中期，林彪虽在十位元帅中年纪最轻，却因身体及其他因素而显得较为沉寂。自1958年起，鉴于政治需求以及身体状况的改善，他逐渐恢复了活力。同年五月，林彪出席了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并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七位领导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确立。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为里程碑，“毛刘周朱陈林邓”这一领导集体格局正式成型。

1961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主席台的左侧，依次就坐的是陈云、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本人、朱德以及邓小平。

在“毛刘周朱陈林邓”的领导团队共同执掌时期，我国正经历着一段充满艰辛与探索的创业岁月。历经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与坎坷，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党的历史上，执政后召开的一次总结经验的重要大会，参会人数多达七千余人，因此，这次大会被亲切地称为“七千人大会”。在党中央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会议取得了显著成果，有效地团结和动员了全党上下，齐心协力，为战胜严峻困难而奋力拼搏。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以及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举办，正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的序幕。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于北京召开。应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组，选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十一位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位居第二。尽管全会未选出中央副主席，但不久之后，林彪便被宣布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变动，也标志着“毛刘周朱陈林邓”这一领导核心的结束。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饱受屈辱之后，于开封病逝；1971年9月13日，林彪逃往苏联，却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遭遇空难，不幸身亡；自1976年1月起，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三位伟人相继不幸与世长辞。

自“四人帮”被粉碎，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名单上仅剩下邓小平与陈云。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二人紧密协作，携手共进，同心同德，在诸多重大议题上给予彼此坚定支持。正是这一系列默契的配合，引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转折，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前行注入了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