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胡适果断选择离开大陆？因为他做了这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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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5日下午4时，北平南苑机场。

一架国民政府的专机静静停在跑道上，螺旋桨在缓缓转动。机舱门口，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知识分子正提着行李箱，准备登机。

这个人就是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提出"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学者，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

此时的北平城已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成为一座孤城。

胡适看了看身后那座他生活了多年的古都，又望了望面前这架将要带他远离故土的飞机。

傅作义派出的部队护送着他来到机场。最终，他登上了这架专机。

当晚10时，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这一走，胡适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

胡适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决绝的选择。这个决定的背后，其实藏在他此前做的两件事里。

正是这两件事，决定了他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中的命运，也让他意识到离开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一】北大校长的复杂处境

1946年9月，胡适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距离抗战胜利刚刚一年多，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国共两党虽然表面上还在进行和平谈判，但实际上内战的阴云已经密布。

胡适接手的北京大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五四精神的摇篮，北大在中国知识界有着特殊的地位。

任何人能够担任北大校长，都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中国知识界的话语权。

胡适当然明白这个位置的分量和责任。战后的北大百废待兴，胡适希望能够将北大办成一所涵盖文、理、法、工、农、医等专业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学府。

他在原有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医、农、工三个学院，总计6个学院、33个系、2个专修科。

复员后的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原校址，为了安置北返的师生和临时大学补习班的学生，校舍急需扩充。

经过多方奔走，学校争取到了改建后的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多处房舍，扩充后的校舍分散在城区和郊区，达40处之多。

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在四院大礼堂隆重举行复员北平开学典礼。

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强调"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他希望北大能够在战后的废墟上重新崛起，成为中国教育和学术的重镇。

至1946年12月中旬，注册学生为3420人，其中西南联大分发564人，临大补习班学生1562人，新生445人，先修班学生433人，另有复学等方式入学学生416人。1947学年度第一学期有研究生58人，第二学期45人。

【二】校园里的政治风暴

不过，胡适很快就发现，战后的北大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独立自由"进行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了。

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日益紧张，校园里的政治氛围也变得越来越浓烈。

1946年12月24日傍晚，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在东单广场遭美军士兵强奸，这一事件激起了北大师生乃至全国人民的愤怒。

全国有50多万人参加示威游行。这场运动被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的污辱，学生们的反美情绪迅速高涨。

国民政府倾其全力打内战，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1947年3月后的三个月间，玉米价格竟然上涨8倍，广大师生陷于贫困饥饿之中，有的学生被迫停学。

在这种背景下，1947年5月，全国学生陆续喊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

5月20日，爆发了有大、中学学生参加的"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游行队伍回到北大后召开大会，决议将北大红楼大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后来，伟人在5月30日指出，这是出现的"第二条战线"。

面对校园里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胡适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学生们公开支持共产党。而那些依然保持中立态度的师生，反倒成了少数派。

1948年3月29日，北大学生在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烈士讲演大会，会间军警宪特5000多人突然包围北大，在北大三院门口及红楼对面架起机枪。

8月，国民党政府对青年学生实行了更加严酷的控制，"特种刑事法庭"于19、20日连发传票，拘传学生324人，其中北大学生93人。

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氛围中，胡适作为北大校长，处境变得越来越微妙和困难。

他夹在国民党政府与学生之间，既要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又要应对各方面的政治压力。

【三】山雨欲来的征兆

1948年下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的接连胜利，国民政府的败局已经明朗。

北平作为华北的重要城市，也面临着即将被解放的命运。

在这种背景下，胡适开始面临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是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还是跟随败退的国民政府南下。

11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2月，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西去绥远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

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在积极争取胡适。

共产党派胡适的弟子吴晗劝说胡适留下，并通过西山一带广播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共产党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

面对这样的承诺，胡适却说："人家信任我吗？"这句话透露出了他内心的复杂情感和对未来的担忧。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胡适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这两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决定了他在新中国的地位和处境……

【四】第一件事：明确的政治表态

胡适做的第一件事，是在1948年春天明确表达了对国民政府的政治支持。

1948年3月，胡适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这个身份的获得，本身就表明了他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

同年4月3日，发生了一件对胡适政治立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情。

蒋介石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内阁，总统应为虚位，请公正人士较为合适。

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想请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院长。

面对这个出人意料的提议，胡适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同意了蒋介石的建议。

尽管后来因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是支持蒋介石选总统而使这个计划变卦了，但胡适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

这个决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意味着胡适不再是那个超然物外的学者，而是明确地站在了国民政府一边。

在国共对立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这种公开表态使他失去了保持中立的可能性。

1946年11月15日，胡适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为主席团成员，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名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

11月28日，蒋介石向制宪国民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

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三读通过宪法草案，由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接受胡适递交的宪法。

这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使胡适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胡适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国民政府的支持。

他认为，尽管国民政府存在各种问题，但它毕竟代表着合法的政权。

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理性地选择，支持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力量。

这种明确的政治表态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许多原本对他充满敬意的学生和同事开始用怀疑和失望的眼光看待这位校长。

他们认为胡适背叛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变成了国民政府的代言人。

他们认为胡适不应该站在腐败的国民政府一边，而应该支持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

这种政治分歧使得胡适在校园里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

【五】第二件事：参与"抢救学人计划"

胡适做的第二件事，是积极参与了国民政府的"抢救学人计划"。这件事比第一件事更加致命，也更加不可挽回。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蒋介石急召朱家骅、傅斯年等人，拟定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

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人拟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在北平等地失守之前，将那些重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转移到南方或台湾。

物质不能留给共产党，人才更不能留给共产党。

根据计划，需要"抢救"的学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第二类是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第三类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四类是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胡适作为北大校长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自然被列为"抢救计划"的第一号人物。

11月30日，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

会上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立即停止各所基建工程；各所尽快征求同仁意见，做好迁往台湾的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者在10日内迁往上海；文献资料等集中到上海，伺机运往台湾。

据中国共产党得知中国国民党任命李济负责档案文献运台工作后，在第一时间派李济的学生劝阻，被李济拒绝。

中共又转求陶孟和劝阻，李济仍不买账。这说明共产党对"抢救学人计划"是高度关注的，也说明这个计划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行动。

【六】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

1948年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陈雪屏致电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提出了首批需要抢救的学者名单。

12月13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

此时，胡适正忙于筹备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面对南京方面的催促，胡适在13日时本来还坚持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

他对外界表示，北京大学若离开北京就不成其为北京大学，所以决无搬迁之理。

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反复劝说下，胡适勉强同意离开。

当天，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蒋介石派出专机飞北平，"迎接"以胡适为首的一批学人。

12月15日下午4时，傅作义派部队护送胡适到南苑机场登上了飞机。夜里10时光景，飞机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

12月16日，傅斯年、陈雪屏联名向北平发出急电，再次开列了需要抢救的学人名单。

急电中提到："名单包括四类：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

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

【七】计划的结果与胡适的命运

"抢救学人计划"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1948年12月14日，第一批"抢救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最后只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的机舱座位都空闲着。

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最后仅有20多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剩下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留在大陆。

中央研究院系统14个单位中，成建制迁台的仅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

迁台人员包括历史语言研究所80人，总办事处50人，合计130人，占中央研究院总人数506人的25.6%，其他370人占74.4%留下。

各研究所除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较完整迁台外，其他研究所仅少数人员离开大陆，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陆。

尽管"抢救学人计划"的整体效果有限，但胡适参与这个计划却对他个人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他不仅是被"抢救"的对象，更是这个计划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这个角色使他与共产党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1948年12月4日夜，北平已被围城，胡适对北大九位主要负责的同事说：他将于五十周年校庆后辞去校长，离开北平去南京，"不是去做官，只想做一点我能做的有用工作"，以示支持政府。

他对过去一、二年因醉心于《水经注》研究而忽略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深感痛悔。

12月17日，这一天正值北大50周年校庆，同时也是胡适57岁生日。

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

蒋介石平日请客有个习惯，从不备酒，但在这一天，他却专程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是破格示敬。

当时蒋介石曾说："胡适顶几十万大军"。1949年1月15日，蒋介石在引退前夕聘请胡适担任总统府资政，胡适向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去信表示辞意但未果。

1949年春，胡适偕夫人江冬秀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

此后，胡适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中，胡适虽然还算得上是"闻人"，经常去各个大学讲学，还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但实际上他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如意。

而且，在那几年，胡适还与雷震等人一起创办了《自由中国》，遭到了国民党的打压，蒋介石也对他很不满。

直到1958年，蒋介石任命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这才回到台湾，稳定了下来，直到1962年在台北去世。

胡适的选择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个人的主观因素。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胡适的离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选择，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复杂处境和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