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试难度最高的省份是哪一个？

在历史上，有个叫王定保的人，他是南昌的，公元900年，也就是唐朝快完结的那会儿，他考中了进士，之后就跑到南方去当官啦。

正值唐朝快完的时候，王定保在路上遇到了几次农民起义，不得已跑到了广州避难，后来在节度使刘隐手下做了幕客。

刘隐去世之后，他的弟弟登基称帝，建立了南汉国，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十个国家之一。

王定保靠着好运气不断上升，逐步攀升到宰相（也是平章事的位置），可以说是位高权重，权势滔天。

到老了，王定保专心写书，写出了那本很出名的《唐摭言》。里面特别详细地记载了唐代的科举情况，成了后人研究科举不可缺少的书。

在书中，这名唐代进士出身的南汉国宰相，美美地感慨一句：

虽然官员身居高位，但那些不是科举进士出身的人，终究不会被人喜欢。

接下来，帝国里的大官们，要是不靠进士出身，自己心里总觉得不圆满，别人也总会觉得他少了点什么。

就像如今的官员，到了某个官阶，也会想着弄个博士学位，这种心思，过去就已经有了传统。

已故的史学大家何炳棣曾说过，科举是帝国腾飞的关键途径，也是社会阶层得以变动的渠道。

随着做官的人越来越看重出身，考中进士也逐步变成了晋升高官的必经之路。

这会儿，“你是哪个地方的人”这事儿，也就显得特别关键了。

一个人的运气，当然得靠自己努力拼搏，但也不能忘了历史发展的脚步。要抓住合适的时机，出生在恰当的地点，人生的道路，自然会越走越宽。

▲科举制度带来了命运的转折。图源：网络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到了唐朝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不过，和宋代之后那种“科举名录”那样的档案不同，唐代没有一份完整记录科举及第者的名单。

目前掌握的资料非常有限，但已知唐代籍贯明确的科举及第者，数量大概是648人。

其中，关内道有159人，河南道有151人，河北道则有132人，进士的名次也是前三名。

到了唐代，能参加考试的地方主要都集中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那些地方基本上没啥人关注。图取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你看啊，唐代科举最厉害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典型的北方中原一带，涵盖的范围主要是现在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这几个省份。

这几个地方，出产的进士差不多占了全国70%的份额。

要是你穿越回去，千万别只盯着东南沿海或者长江流域那一带。得记住，那时候的政局、经济和文化的核心，都在北方，主要在黄河流域那一块。

唐朝好长一段时间都是采用双首都的做法，西京长安和神都洛阳轮流当皇城。

这两个地点，刚好是出科举人才最多的关内道和河南道的核心区域。

原因很简单，整个国家的科举政策照拂加上教育资源，都集中在那儿。

长安所在的京兆府所选送的举子，前十名被叫做“等第”，等着就能中科举。王定保说过，十个人里，至少七八个最终会被安排中科举。

要是某一年礼部不太给面子，把里面几个考生往落榜里推，京兆尹（就是首都的市长）可就忍不住了，非得往礼部写信抗议不可，得让考官们好好交代清楚，为什么要让咱们首都的考生落榜，这到底是个啥意思啊！

这种权势，可是外地州府可无法企及的。

洛阳之所以成得这么风光，主要靠武则天那会儿的统治。当年，武则天把洛阳当作了实际上头儿的都城，还在洛阳和长安分别举行考试，录取的进士，洛阳那边竟然是长安的三倍。

一直到安史之乱过去十多年的776年，洛阳的科举才算暂停。不过，这段期间，洛阳甚至整个河南道的考生，已经享受到了不少的便利。

说起唐代的科举，这公平嘛，实际上大打折扣，基本上全凭政治立场来决定能否录取名额。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被派去担任科举的主要考官。

一帮官员跑到崔郾家里，纷纷推荐自己的学生。大名鼎鼎的吴武陵拿着《阿房宫赋》，向崔郾极力推荐杜牧：“这个人不该做状元，谁还能比得过他？”

崔郾脸上一阵为难，说今年的状元名额早就被预订了，只能让杜牧得个第五名。

崔郾一脸不好意思，语气中带点无奈，说今年的状元名额早就被人预先打包走了，估摸着只能让杜牧拿第五名了。

▲陕西在千年科举历史中率先夺得榜首。图源：摄图网

到了晚唐时期，王定保出生的江南道（涵盖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还有江苏、安徽、湖北以长江为界以南，以及四川东南部这些地方）在科举方面渐渐崭露头角。

原因在于，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的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老牌经济繁荣地区遭受严重破坏，人口逐渐向南方迁移。这样一来，南方逐步崛起，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教育水平上，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韩愈曾提到，大唐的财富大约九成，都是来自江南地区。

要是王定保早点出生一两百年，想进士拿到那头衔，估计是一辈子都和他无缘了，只能觉得自己，只要官再怎么大，也终究不是“美人痣”。

所以呀，人生要成功，时间和地点这两样都得顾着，缺一样都不行。

跟唐朝那种科举爱靠后门、政策偏心的作风不一样，宋朝一开始就特别讲究公平公正。考卷不仅要写名字，还得专人帮忙誊写，免得考官因为认不出字或是字迹打分偏心。

科举成为平民阶层向上攀升的渠道，真正开始于宋朝。

在宋太宗在位的时候，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堂弟吕蒙亨，还有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均，这三位在同一年参加的科举考试中，竟然都成功考取了进士。

殿试的时候，宋太宗一看到他们的名字，立马就下了判：“势家可不好和寒门竞争。”

就是说，你们这些官二代，别再跟寒门子弟抢人家好的了。

结果，这三个人的名次都让给了来自贫寒家庭的孩子。

没有背景，反倒比有背景还得关键。

据统计，整个宋朝时期，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超过了一半。

不过，宋朝的科举制度也出现了新麻烦：南方的人考得特别厉害，把北方的人气得不爽，俩边就一直闹腾个不停。

最出名的一次，要数山西的司马光和江西的欧阳修，为了科举录取的公平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吵得不可开交。

▲左边是欧阳修，右边是司马光。图片来源：网络

司马光讲，北方那条路（就像现在的省份），几十年下来竟然没有一个考上进士的，可见全国一张卷子统一录取，这么做看着公平，其实一点也不公平。应当按人口比例，给各路分配名额，逐路去录取。

欧阳修可是不太赞成司马光的观点，他指出，科举考试都是匿名进行的，中榜之后才知道籍贯，这样的公平制度哪里找？北方进士人数少，反倒说明北方人读书不够努力，不能说其他地方有问题。国家设置的科举考试，总得在全国范围内淘出最优秀的人才，别搞什么地区划分的“分猪肉”。

两边的说法都有道理，各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最后左右政策走向的，还是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占上风的人。

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时候，江西人一样沿用了全国一统的科举录取方式；等到王安石变法败了，司马光上台之后，就开始试点“分省录取”。

就算这样，北宋一年里，南方的进士几乎占了九成，北方的只有大概十个百分点。到南宋的时候，由于北方基本上失陷了，超过九十五%的进士都是南方出身。

就具体省份而言，福建、浙江、江西这三个地方的进士人数一直排在全国前列，名列前三名。

据《福建通志》记载，宋朝时期福建共出产了7043名进士，位居全国之首。

这个数字意味着在宋代福建，一共有7043个人考中了进士，数量相当庞大，显示出当时福建的科举底蕴和教育水平相当不错。

两宋时期，约有28933名有籍贯的进士来自全国，福建一省就大约占了四分之一左右。比第二名的浙江多出了超过2000名进士，看得出，福建的科举实力真是相当强劲，形势不仅仅是不错，是一片大好！

当时的人还不忘开玩笑地说：“龙门一半在闽川。”可以看出，福建人绝对是当时全国里头最厉害的考试能手，考得那叫一个出色！

何炳棣提到，两宋时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南边的那些省份因为离宋金边界远一些，没那么容易受到战事的干扰，经济和文化发展也更平稳顺利。浙江、江西和福建因此得以崛起，逐渐崭露头角。

十二、十三世纪时，福建因为早熟稻的推广、海上贸易的繁荣，还有像朱熹那样的学者入驻，一下子变成了文化上非常先进的省份。

▲福州闽江两边的风景，图片来源：摄图网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家祖先没经历过起伏？不过，北方人得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从唐代开始，在科举这条路上，南方省份一直是最富裕、最强势的。

天道轮回，只不过是转到南方哪个省份的事情罢了。

有人一直觉得元代像是文化的荒漠，但其实，史学家一查发现呀，江西那个时候可是全國書院最多的省份呢。这些书院呢，为江西储存了数不尽的读书苗子。

在宋代的时候，江西的文化已经发展得挺不错，有不少人才涌现。在唐宋八大家里，宋代就占了六位，而里面有三位是江西人：欧阳修、王安石，还有曾巩。

也就是说，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坛两个超级大咖，一个是苏轼他们家族，另一个则是来自江西的高手。

在科举方面，宋朝的江西排位仅次于福建和浙江，稳坐前三名。

明朝建立后的头百年里，江西靠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迅速崛起，逐渐赶超闽浙两省，名列全国考学最强的省份行列。

特别是赣江中流的吉安府，在明初的百年里，共涌现出了426位进士，还有33位巍科人物（巍科人物就是指会试第一名和殿试前四名的那些人）。这两个数字，分别占当时全国同期的112和14。

在1400年和1404年连续两次的殿试中，一甲进士总共有6位，吉安出产了其中的5位。可以说，科举领域里，江西被认作是关键，而吉安更是名声在外。

▲明朝时期的江西地图，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整个明代的科举，可以分三段看：

在头百年里，江西人最擅长中举；到中段的百年間，浙江人开始崭露头角，甚至比江西人还更厉害；到最后四五十年，江苏人逐步赶超，夺了浙江的风头。

总结来看，明代24800多名进士中，产生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是浙江3697人，江西3114人，江苏2977人。

有个来自福建的朋友问：两宋时期考得最厉害的福建人，现在都跑哪去了？

明代福建共有2374名进士，位居全国第四。这个数虽然比前三名的省份少一些，但主要原因不是考试水平不行，而是因为福建的人口基数相对较小。

明代福建的人口只有170多万，而像浙江、江西、江苏这些地方动辄五六百万人口，明显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

所以，要是算人均进士数的话，福建人依旧是全国最厉害的那一拨。

这个省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13.26人，比浙江多出一倍多，江西也只有大约4.66人，简直是遥遥领先，没人能比得过。

整体而言，又出现老问题了：人才都集中在东南，其他地方的人还指望什么出头？

早在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就注意到这个情况。他身为南方出身的开国皇帝，也得得往北方的士子们多打点感情，才能把整个帝国团结在一起。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经过会试放榜，榜上那51名进士全都来自南方，北方的一位也没有。

北方的书生们气得直跳脚，纷纷喊冤，说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还联名向皇帝告了状，控告那位主考官刘三吾，说他是南方人，所以偏心偏了。

这事儿把皇帝给惊动了。

为了更好地赢得北方人的支持，朱元璋下手杀了新科状元，还亲自担纲出题和阅卷，最终增补了61个进士。这61人，全部都是北方人。

接下来，明朝的科举制度经历了一次大幅调整。

差不多从1425年左右开始，明朝的会试推行了“南北卷”制度，专门根据南北地区来录取进士，比例大概是“南六北四”，也就是说南方占60%，北方占40%。

之后，又设立了中卷，把全国划分成南、北、中三个区域，分别录取进士，比例大致是南卷55%、北卷35%、中卷10%。

这次变革影响挺大，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推行分省录取，才把“南北卷”制度彻底给取消了。

明朝时，浙江算是全国家里最能够通过考试的省份之一。图源：摄图网

明朝那会儿，经历了两百多年都没找到办法解决南北人才流失不平衡的问题，到了清朝，算是终于把这个难题给搞定了。

171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已经在位50年啦，他突然想到，虽然“南北卷”这样做能暂时调和南北地区的人才布局，可是对于各省之间的人才比例问题，却毫无解决之道。

他说，我看看这些年来的进士名单，有些省份录取的人数挺多，有些省份就少得可怜，这事儿不合理，干脆以后就采取“按省取中”的办法算了。

所谓的“按省取中”，其实源自北宋司马光的“逐路取士”，也差不多跟我们如今高考分省录取的办法差不多。

实际上，就简单点说，就是根据各省的面积和人口数量，来分配每个省的举人名额。举个例子，像浙江和江西这两个省，都是94名。这之后，这两个省每一届的举人名额都保持94个，然后这94人去参加会试（也就是国考），再按照一定的比例被录取为进士。

这样一来，文化相对不太发达的省份就得到了一大好处。

说个挺夸张的例子吧，没上线省的时候，甘肃连个进士都没有；等到实行分省录取制度后，甘肃一共出现了200多名进士。

可对那些科举大省来说就不一定是啥好事了。分省录取把竞争基本都局限在省里，省里能中举的名额也就那么点，考生实力一旦都挺强，比赛当然就变得特别激烈。

不过呢，经过这次制度变动之后，清朝进士在南北的分布比明朝的时候要均匀得多了。

在清代总计26800多名进士中，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中举人数，分别如下：

江苏有人数2933，浙江有2803，河北则有2707，而山东的举人数量为2249。

两个南方省，两个北方省，要是不跟明代前四比的话，感觉还是南方那边的省份更顺眼一些，是不是？

由于进士名额大多都是按照省份来分配的，仅凭一个省的进士数量来判断这个省的人是否能考上，已经变得不太靠谱了。

想要更准确的情况，还得看看巍科人物，也就是会试第一名和殿试前四名的分布情况。

从理论上讲，殿试的名次是经过中举者全部自由竞争后，方才分出优劣，这样才算是反映全国水平的真实情况。

清代产生巍科人物539人，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人数，分别如下：

江苏省有169人，浙江省为125人，安徽省有41人，河北省则是38人。

由此可见，不管是进士的数量，还是巍科的代表人物，江苏人绝对算得上全国的考试佼佼者。

清朝刚开始的时候，翰林院的几位文人闲聊，聊到家乡的土特产，基本上都离不开山珍海味、象牙犀角什么的。轮到苏州人汪琬，他慢悠悠地说：“苏州的特产是状元。”全场顿时都惊呆了。

后来事实证明，汪琬并没有随口说说，清朝114个状元里，竟然有24个出自苏州，这占比超过15%呢。

江苏和浙江这两个典型的江南省份，清代一共出了69个状元（江苏49个，浙江20个），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以上。这么一比，对全国尤其是北方，算是狠狠地打了一记降维攻击。

有时候连皇帝自己都忍不住得插手，出手帮个忙，保持一下局面。

在1750年的殿试中，第一名是来自江苏的赵翼，紧随其后的是浙江的胡高望，第三名则是陕西的王杰。乾隆一看，就问身边的大臣们：咱们国家到现在为止，陕西有没有出现过状元啊？大臣们回答说，还没有。

乾隆一听，笑着说：“从今天起，就会有了。”

话一说完，他就把王杰从第三名挪到了第一名。乾隆觉得，江苏和浙江的状元数已经不少了。

苏浙两省为什么能在最后一个科举朝代里一直占据领先位置？

说起科举，在清朝时候已经变成了比拼资本的时代——讲究经济资本，讲究文化资本。江南这个经济发达的地区，有条件搞文化建设，培养出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就一个家庭来说，基本上都比其他地方更有钱，能让孩子多读书、多买书，还会请一些名师指点。再差点儿的，也有家族里的互助组织帮忙，帮着出点义学费、路费啥的。

沈登苗先生提到：“在科举那个时候，能不能真有资格参加考试，主要看家里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好；要是在考场上取胜，基本上还是看个人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真正的实力——包括经济基础和智力水平，决定了人在科举路上能走多远。”

事实摆在眼前，到了帝国的后期，阶层变动的通道越收越紧，几乎难以打通。

到了宋朝，超过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百姓；到了明朝，这个比例减少到47%，而在清朝，又逐步降低到37%。到了晚清，进士几乎都被官宦子弟占据了。

科举的最后一个朝代，经济最繁荣的江苏成为了最突出的代表。图来自：摄图网

在帝制的年代，科举制度也走了将近一千三百年。每个时期，最擅长考试的人，基本上都来自不同的省份。

唐朝，陕西的佼佼者；宋朝，福建出的人才；明朝，浙江那一块的高手；清朝，江苏的精英。

在唐宋交替的时候，进士的来源出现了一番南北转变的变化，之后，北方人再也无法动摇南方人在科举方面占据的优势地位。

在历史上，那三个考试实力最厉害的南方省份，偏偏都集中在东南沿海这块地方。随着时间一晃过去，它们的实力逐步往北扩展，越发变得厉害起来。

说到历史的发展，除了靠个人的奋斗之外，每个时期里，科举的决定性力量也都不一样。

唐朝时期，陕西人可以说是赢得了胜利，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优越，加上政治上的优势；到了宋朝，福建人占了上风，原因在于北方普遍陷落，以及科举制度让平民也能一试身手；而在明清两代，浙江人和江苏人成为佼佼者，主要是靠经济实力加上文化底蕴的积累。

由此可见，在影响科举的各种因素中，政治因素经历了由强变弱的演变，而经济因素则是逐渐变得更为重要，从弱变强的趋势逐渐显现。

最后再唠叨几句。

江西科举在宋明两时期，特别是明初的百年间，可算是名满天下了。这主要是因为北方的士子南下，而江西地理位置靠近水路，地处中央偏左一点，对他们来说挺有吸引力，就成了他们最早的落脚点。

就这样，江西变成了南方第一个迈入文化繁荣阶段的省份。

文化从南方传播开来，于是开始繁荣起来。

明清时期，福建科举逐渐没落，这和郑成功长期在东南沿海据势抗清有关系。打仗、战乱不断，人口也纷纷迁出了当地，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

等到清兵把事情搞定，南边的贸易中心都挪到广州了。那个讲究资本的年代，经济比不上江浙那一带的福建，科举水平自然就跟着下降了。

科举时代最后拔得头筹的两省，江苏和浙江，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一直延续到现在。

长三角一直是我国最充满活力的经济圈，这个地区的城市化程度、高等教育水平以及经济带动力，都在全国名列前茅。

一项关于中国两院院士源自省份的统计发现，从1955到2017年，江苏籍院士达到463人，浙江籍院士为395人，这两个省份的人数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第三名是山东，只有157人）。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基本可以算是长三角地区自明代起就一直重视科举、不断发展教育带来的现代收获。

为什么会说“再苦也不能让孩子受苦，再穷也不能让教育变差”呢？大概这就是最直白的答案吧！

参考文献：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邓小泉：《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的教育因素》，载于《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13年。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总第26期，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