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父亲，为何把王府卖了90万斤小米？儿子骂他败家，他只回了一句话，就让满清皇室后裔羞愧低头

1950年，北京城一个寻常的清晨，几辆吱呀作响的板车停在了后海北沿那座曾经显赫一时的醇亲王府门前。工人们抬下一块崭新的牌子，上面写着“国立高级工业学校”。

人群中，一个身穿洗得发白长褂、身形瘦削的老人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他就是这座王府的旧主，大清王朝最后一位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

他的小儿子溥任（后改名金友之）从院内冲了出来，脸上写满了愤怒与不解，对着父亲的背影喊道：「爸，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地方，您怎么能说卖就卖？」

载沣缓缓转过身，浑浊的眼中没有波澜，只用平静到近乎冷漠的语气，轻轻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让血气方刚的溥任瞬间哑口无言，仿佛被一道惊雷劈中，羞愧地低下了头。他终于明白了父亲一生中那个最深沉、最悲壮的决定。

人们都说，载沣是一个懦弱、无能的摄-政王，他用三年的时间，葬送了祖宗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或许，他卖掉王府的这个最终举动，和他当年“卖掉”大清江山的选择，背后隐藏着同一个惊天秘密——那不是一次可耻的失败，而是一个被误解了半个世纪的、深谋远虑的“成功”。

01

「它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载沣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儿子溥任的心上。

溥任愣住了。他看着眼前这座曾经何等威严的府邸，如今却显得如此破败。朱漆的大门早已斑驳，门上的铜钉也失去了光泽，檐角的瑞兽在风中无声矗立，仿佛在诉说着一个王朝的落寞。

这座王府，曾是帝国神经中枢的一部分。它的每一块砖石，都浸透着皇家的威仪。从这里走出了光绪和宣统两位皇帝，也走出了载沣这位末代摄-政王。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史书，是大清最后的象征。

可现在，父亲却说它“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溥任无法理解。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背叛祖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阉割。他们可以穷，可以苦，但怎么能把最后的根也拔掉？这和亡国有什么区别？

载沣看着儿子的眼睛，那里面有他年轻时的影子——冲动、热血，对那个逝去的“大清”依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没有再多做解释。因为他知道，要让儿子真正明白这句话的重量，需要回到几十年前，回到那个决定了他一生，也决定了整个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

他只是转身，最后看了一眼那块被摘下的“醇亲王府”旧匾，眼中闪过一丝无人察觉的解脱。这个沉重的担子，他已经背了太久太久。从25岁那年，被命运推上权力的巅峰开始，他的使命，就不是“兴国”，而是如何为这个无可救药的帝国，安排一场最体面的葬礼。

02

载沣的光芒，本不该属于政治。

他生于1883年，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五子，光绪皇帝的异母弟。 按照清朝的祖制，他本应做一个安逸的太平王爷，吟诗作画，不问朝政。他的性格也的确如此，沉静、谨慎，甚至有些优柔寡断。 用他弟弟载涛的话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然而，历史偏偏选中了他。

1901年，年仅18岁的载沣，接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屈辱的一个任务——作为头等专使大臣，远赴德国，为庚子国变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赔罪道歉”。 这在当时，是所有王公贵族避之不及的差事。

在柏林，德皇威廉二世为了羞辱这位来自东方的年轻亲王，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载沣必须向他行三拜九叩之礼。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所有人都认为，这位年轻的王爷除了遵从，别无选择。

但载沣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通过外交途径，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德皇的要求，并表示：「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 他据理力争，认为国与国之间应当以平等礼仪相待。经过十几天的艰难交涉，最终，德方竟然做出了妥协，同意载沣仅行鞠躬礼。

这件事，让年少的载沣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也让慈禧太后对他刮目相看。 他展现出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圆滑，而是一种属于旧式读书人的气节和尊严。更重要的是，这次欧洲之行，让他亲眼看到了西方世界的船坚炮利与工业文明，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意识到，大清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变，则亡。

这份超越了绝大多数满清贵族的眼界，和那份看似不合时宜的“书生气”，成为了慈禧在生命最后一刻，选择他的重要原因。慈禧认为，这个年轻人既有维护皇室尊严的骨气，又懂得变通，最关键的是，他不像袁世凯那样野心勃勃，难以控制。

1908年11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两天内相继去世。 弥留之际的慈禧，将年仅3岁的溥仪推上了龙椅，同时，也将年仅25岁的载沣，推上了监国摄-政王的宝座，成为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他接过的是一枚滚烫的玉玺，一个内外交困、濒临崩溃的江山。他或许未曾想过，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将不是力挽狂澜，而是亲手将这艘巨轮，以最平稳的方式，引向它注定的终点。

03

上任伊始，载沣做了三件大事，每一件都石破天惊，也每一件都将他自己和整个清廷，推向了更深的矛盾旋涡。

第一件事，是罢黜袁世凯。

对于袁世凯，载沣怀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家恨”，他坚信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出卖了自己的哥哥光绪帝；另一方面是“国忧”，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兵权，权倾朝野，是爱新觉罗家族最大的潜在威胁。 摄-政伊始，他便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由，将其开缺回籍。 这一手看似漂亮，快刀斩乱麻，却也为日后的崩溃埋下了最危险的引信。他得罪了袁世凯背后庞大的汉族官僚集团，也让清廷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一支可以弹压地方的武装力量。

第二件事，是加强中央集权，组建“皇族内阁”。

为了将权力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载沣在推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然而，在13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了9席，其中皇族竟多达7人，这届内阁因此被讥讽为“皇族内阁”。 这一举动，彻底浇灭了立宪派对清廷的最后一丝幻想，让他们明白，所谓的“立宪”，不过是满清贵族换汤不换药的集权把戏。人心，自此彻底倒向了革命。

第三件事，是严禁鸦片，整顿官场。

客观地说，载沣勤于政事，励精图治。 他每天凌晨四点就入宫批阅奏折，希望能有所作为。 他大力推行禁烟，严惩贪腐，希望能重塑朝廷风气。但这些改革，在积重难返的晚清社会，无异于杯水车薪。他的雷厉风行，不仅触动了无数官僚的利益，也因为缺乏政治手腕和可靠的执行团队，而变得举步维艰，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更致命的是，革命的火焰已经越烧越旺。1910年，汪精卫等革命党人在北京什刹海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试图刺杀载沣。 尽管刺杀因意外败露而失败，但那声未能响起的爆炸，却如同惊雷，炸醒了无数国人。连京城重地、摄-政王每日必经之路都有人敢埋炸弹，这个王朝的统治，已经虚弱到了何种地步？

载沣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他想改革，却发现体制内的每一个人都是改革的阻力；他想集权，却发现这样做只会加速离心离德；他想挽救这个王朝，却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像是对着一个巨人挥舞着无力的拳头。

他像一个孤独的裱糊匠，面对着一间四处漏风的破屋子，无论他如何努力地修补，都无法阻止它走向最终坍塌的命运。而那场决定一切的暴风雨，已经在地平线上，积蓄着雷霆万钧的力量。

04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彻底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北京，整个紫禁城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 以往的零星起义，往往很快就被地方督抚扑灭，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短短一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十几个省份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统治。

“东南互保”的局面重现，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载沣手中的权力，瞬间被架空，他能真正号令的，只剩下京畿附近的几支北洋军队。

朝堂之上，乱成了一锅粥。少壮派的皇族亲贵们，如载泽、良弼等人，个个义愤填膺，主张立即调动北洋军主力南下，以雷霆之势血洗武昌，剿灭“乱党”。他们认为，对革命党人决不能手软，唯有铁和血，才能保住大清的江山。

然而，载沣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此刻的清廷，已经输不起了。

北洋军，是清廷最后的王牌。可这张王牌的掌控者，是那个被他亲手赶回老家的袁世凯。没有袁世凯，北洋军的将领们阳奉阴违，根本无人能真正调动。情急之下，载沣不得不硬着头皮，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负责镇压起义。

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决定。袁世凯接到任命后，却按兵不动，反过来向朝廷“索要”更大的权力。他要求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甚至要求拥有指挥全国军队的全权。

这无异于一场政治勒索。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他要利用这次危机，逼迫载沣交出所有的权力。

此时的载沣，面临着他人生中最艰难，也是最重大的一个抉择。

他面前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是拒绝袁世凯的要求，另寻他人领兵，与革命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两线作战，血战到底。但这几乎是以卵击石，结果必然是京城被破，皇室蒙难，重蹈历史上王朝末路的覆辙。

第二条路，是完全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将国家的全权交给他，让他去跟南方的革命军打一场你死我活的内战。这样或许能保住大清的名号，但国家将陷入长期的战乱，生灵涂炭，而且最终的胜利者无论是谁，爱新觉罗家族都将成为案板上的鱼肉。

第三条路，也是最屈辱的一条路——退位。

向袁世凯妥协，向革命党妥协，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这一切。

这意味着他将成为大清的罪人，亲手终结祖宗二百多年的基业。他将背负万世骂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在维护“祖宗基业”的巨大压力下，选择一条最强硬的道路，哪怕是玉石俱焚时，载沣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1911年12月6日，他颁下谕旨，辞去了监国摄-政王的职位，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了袁世凯和新成立的责任内阁。

他回到王府，脱下象征着无上权力的摄-政王袍服，对福晋瓜尔佳·幼兰说了一句载入史册的话：「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这句话，在当时所有人的耳中，都充满了无奈、自嘲与彻底的失败。一个28岁的年轻人，在执掌帝国权柄仅仅三年后，就这样狼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在所有人眼中象征着奇耻大辱的这一刻，载沣的内心，或许并非溃败，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

因为一个深藏在他心底的秘密推演，终于得以付诸实施。人们只看到了他的“退”，却没有看到他“退”的背后，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最冷静、最残酷的计算。

就在宣布退位的前一夜，他与隆裕太后进行了一次密谈，这次谈话的内容从未被完整公开，但其中透露出的一个惊人构想，却显示出载沣并非一个简单的“失败者”，而是一个清醒到可怕的“终结者”。

他预见到了王朝覆灭后可能出现的三种血腥结局，而他所做的这一切，正是为了选择那条唯一能让国家免于分崩离析、让无数百姓免于战火的道路。他要亲手埋葬的，不仅仅是一个姓氏的王朝……

05

……而是整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载沣在那一夜向隆裕太后剖析的，是一个残酷无比的政治棋局。

他清醒地认识到，“大清”的气数已尽，这绝非人力可以挽回。强行抵抗，只会带来三种可能的、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种可能，是“太平天国”式的结局。即满清朝廷与革命军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这将导致国家分裂，南方独立，北方战乱不休。地方势力趁机做大，列强也会寻找代理人，介入中国内政，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国家被彻底撕裂，陷入比晚清更黑暗的百年动乱。

第二种可能，是“法国大革命”式的结局。革命军攻入北京，对皇室进行彻底清算。历史上，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对前朝皇族的血腥屠杀。法国的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秘密处决。载沣绝不希望自己的家人，以及成千上万的满族同胞，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第三种可能，是“军阀混战”的开端。即便是袁世凯真心为清廷作战，并侥幸击败了南方的革命军，一个手握军政大权的权臣，也绝不会再将权力交还给一个孤儿寡母。届时，袁世凯必然会效仿曹操，行“禅代”之事，清廷的结局依然是灭亡，而且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的北洋系与其他地方势力为了争夺胜利果实，必将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

载沣的推演是，无论哪一种结局，最终的牺牲品都将是整个国家和无辜的百姓。爱新觉罗一家的荣辱，与国家民族的存亡相比，孰轻孰重？

他一生“不善言辞”，性格“优柔寡断”，但在这一刻，他却展现出了惊人的理智和决断力。他选择了第四条路，一条在当时看来最“懦弱”，但从长远历史看却最具“智慧”和“慈悲”的道路——主动放弃，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权的交接。

他辞去摄-政王，将权力交给袁世凯，并非天真地相信袁世凯会效忠清室。恰恰相反，他正是看透了袁世凯的野心，才故意将袁世凯推到前台，让他去直接面对南方的革命党人。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南北议和”的局面。

袁世凯想要当总统，就必须逼迫清帝退位，以换取革命党的支持。而革命党力量尚不稳固，也需要借助袁世凯的实力来结束战争，统一全国。载沣的“放手”，恰恰为这个和平过渡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他用爱新觉罗家族的帝位，作为交换中国和平转型的筹码。

1912年2月12日，在得到袁世凯承诺的《清室优待条件》后，隆裕太后携6岁的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大清王朝正式宣告终结。

这场终结了中国两千年帝制的革命，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帝国的崩溃相比，中国的这次转型，代价最小，流血最少。

这背后，不能不说有载沣这位“终结者”的深沉算计。他用一生的骂名，换来了一个成本最低的改朝换代。

06

退位之后的载沣，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回家抱孩子”。他彻底告别了政治舞台，过上了近乎隐居的生活。

然而，历史的漩涡并未就此放过他。

1917年，军阀张勋率领辫子军入京，上演了一场复辟的闹剧，将早已退位的溥仪重新抬上了龙椅。 许多前清遗老遗少兴奋不已，纷纷前往投效，但载沣却对此保持着冷淡和疏远。他深知复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会给家人和国家带来灾难，因此从头到尾没有参与。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并废除了《清室优待条件》。 爱新觉罗家族一夜之间从“逊清皇室”变成了普通公民，生活陷入了困顿。载沣不得不开始变卖家产和古玩来维持生计。

但真正的考验，来自于他的亲生儿子——溥仪。

被赶出宫的溥仪，始终怀揣着复辟的皇帝梦。 1932年，在日本人的诱惑和扶持下，溥仪秘密潜逃至东北，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消息传来，正在天津居住的载沣气得浑身发抖。

他立刻派人给溥仪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痛骂儿子是“第二个石敬瑭”，是认贼作父的汉奸。他严厉警告溥仪，绝对不能去东北当日本人的傀儡，否则就是自绝于中华民族。

父子两人为此彻底决裂。后来，日本人为了拉拢载沣这位前清摄-政王，开出了每月七千袋面粉的优厚条件，希望他能去长春“辅佐”溥仪，为伪满洲国装点门面。

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贫困潦倒的载沣没有丝毫犹豫，断然拒绝。他说：「我不同意儿子去当什么'皇帝'，我自己也绝不会去。我这点骨气还是有的！」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他甚至化名“王静云”（取“静观云变”之意），在北京的胡同里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从辛亥革命时选择和平退位，到拒绝张勋复辟，再到怒斥溥仪投日，载沣用他一生的行动，诠释了一个深刻的立场：他忠于的，或许并非那个早已腐朽的“大清”，而是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本身。他可以接受一个姓氏王朝的覆灭，但绝不能接受国家的分裂和民族的沉沦。

他用自己的“退”，守住了一个旧时代遗老最后的尊严和底线。这种“退”，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坚守。

07

时间来到1949年，古老的北平迎来了新生。

载沣的生活，也走到了最后的艰难岁月。曾经偌大的醇亲王府，此刻显得空旷而萧条。仆人们早已散尽，家中的开销全靠变卖旧物维持。由于无人打理，王府日渐破败，甚至有传言说，“王府菜成了全北京最难吃的”。

但即便在这样的窘境中，载沣依然做着力所能及的善事。他腾出王府的一部分房子，创办了一所名为“竞业小学”的义学，专门招收附近的贫苦孩子，不收学费，他自己还亲自给孩子们讲授科学知识。

新中国的成立，让这位见证了三朝风云的老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每天收听广播，写日记，记录着解放军进城后带来的种种新气象。

他知道，这座承载着家族最后荣耀与悲伤的王府，它的历史使命，也该结束了。它不应该再是一个没落贵族的空壳，而应该为这个新的国家，做出最后的贡献。

于是，在1950年，他做出了那个让儿子溥任无法理解的决定：将醇亲王府，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给国家，用作兴办学校。

为什么是小米？因为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货币贬值的年代，粮食是最实在的“硬通货”。他将这笔钱一分为二，一半为自己和家人购置了一处小院安身，另一半则平均分给了自己的八个孩子，让他们在新社会中，可以依靠自己，开始新的生活。

当溥任冲他喊出那句“您真舍得”时，载沣终于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

「它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这一刻，溥任懂了。父亲放下的，不仅仅是一座王府，更是压在心头近半个世纪的、关于“大清”的沉重幻影。这座府邸，作为“醇亲王府”的意义，作为两代“潜龙邸”的意义，作为末代王朝最后象征的意义，都随着旧时代的终结而终结了。

强行守着它，守着的不过是一份虚妄的旧梦。而将它交给国家，变成一所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学校，则是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和意义。

这是载沣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放手”。他亲手将旧时代的最后一块物质遗产，转化为了新时代的基石。这个行动，与他当年决定让清帝退位，将政权交给共和，在精神内核上，是完全一致的。

08

1951年2月3日，载沣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68岁。 他被安葬在京西的福田公墓，没有皇家的陵寝，只有一个普通公民的墓碑。

他的死，没有引起太多的波澜。在那个百废待兴、激情燃烧的年代，很少有人会去关注一位前朝王爷的离去。人们记住的，是他“懦弱无能”的摄-政王形象，是他那句“回家抱孩子”的自嘲。

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拉长，跨越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再回望载沣的一生，或许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不是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的性格缺陷和政治幼稚，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但吊诡的是，正是他的这种“无能”，恰恰成为了那个时代，中国最大的幸运。

试想，如果当时在位的，是一位如康熙般雄才大略、或如雍正般铁腕无情的君主，面对革命的浪潮，他会轻易妥协吗？他极有可能会选择动用一切力量，进行残酷的镇压，那么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其惨烈程度，或许会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

载沣的“无能”，使他没有选择玉石俱焚；他的“书生气”，使他保留了对国家和百姓的悲悯之心；他的“优柔寡断”，最终让他做出了那个“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艰难决定。

他用一生的“退”，为整个中国换来了一个成本最低的“进”。他不是一个王朝的拯救者，但他是一个旧时代的、清醒的“终结者”。他亲手埋葬了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没有留下一丝的眷恋。

今天，当我们走过北京后海北沿，那座曾经的醇亲王府，如今是中国音乐学院的附中。朗朗的读书声和悠扬的琴声，代替了昔日王府的沉寂。这或许是对载沣一生最好的告慰。

他证明了，在历史的洪流面前，最高贵的姿态，有时并非是奋勇向前，而是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体面地谢幕。

参考文献

《清史稿》辛亥革命网，关于载沣与袁世凯关系的相关资料中国新闻网，关于汪精卫刺杀载沣的相关报道维基百科，关于载沣生平、醇亲王府的相关词条新浪网，关于载沣晚年生活及出使德国经历的相关文章网易新闻，关于载沣退休生活及卖掉王府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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