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三赞的“飞将军”，33岁牺牲后妻女遭挖祖坟，彭德怀18年后下死令营救，却不准“干女儿”留京

1931年9月，黄公略牺牲，消息被封锁，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疯狂搜捕他的妻女。

他们甚至挖开了黄家的祖坟，将骸骨抛入湘江。

他的妻子刘玉英带着女儿黄岁新东躲西藏近18年，靠当女工维生，却不知丈夫早已不在。

1949年8月，彭德怀下达一道密令，必须在白崇禧部队撤退前找到她们。

如果当时营救再晚那么一个钟头，结局不堪设想……

01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能被毛主席写进词里，还一连夸了3次的将领，在当年，那真是屈指可数。

黄公略，就是这么个猛人。

“飞将军”这个名号，可不是白叫的。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伏击战，第二次反“围剿”的东固诱敌深入，他黄公略都是绝对的主力。

他指挥的红3军，打起仗来灵活机动，指哪打哪，让敌人吃尽了苦头。

毛主席那句词，就是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写的，可见黄公略在他心里的分量有多重。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位前途无量的“飞将军”，老天爷却没给他太多时间。

1931年9月，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负伤，最后医治无效牺牲。

这一年，他才33岁。

这个消息，对于刚刚起步的红色政权来说，打击太大了。为了稳定军心，消息被严格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而更让人揪心的，是他那刚刚新婚燕尔的妻子，刘玉英，还有她们那唯一的骨血–女儿黄岁新。

刘玉英也不是一般的农村妇女，她是清末秀才的后代，正儿八经读过私塾，知书达理，脑子里装的都是进步思想。

她不是那种躲在家里相夫教子的旧式女子，她参加过农协的女界联欢会，天天在老家湘乡奔走，宣传妇女解放，是个积极的活动分子。

婚后不久，她就跑到了赣西南的红军营地，跟黄公略团聚。她也没闲着，给部队支援后勤，缝补浆洗，操持日常，成了远近闻名的军嫂。

后来，她怀孕了。

当时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赣西南的战火一天比一天烈。出于安全考虑，组织上决定让她先回老家湖南湘乡待产。

刘玉英哪里想得到，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死生契阔。

黄公略牺牲的消息，因为战事纷飞、消息闭塞，根本传不到她耳朵里。

她和将军的家人们，只能在老家独自承受着一切，盼着有一天能云开雾散，盼着丈夫能早日归来。

02

黄公略牺牲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就笼罩过来了。

他们并不知道黄公略已经牺牲，还在满世界地找他。

听说刘玉英回了家乡，立刻就动了歪心思。他们以为抓到了黄公略的软肋，就想从刘玉英母女身上找突破口，逼黄公略投降。

当时，有个叫黄汉湘的同族，在“湘鄂赣匪总指挥部”当视察员。

这家伙主动找上门来，假惺惺地说要“照顾”她们母女，想把刘玉英母女诱骗到长沙，实际上是想抓起来当人质，用来要挟黄公略。

刘玉英是读过书的，脑子活泛。她一看这家伙的嘴脸，就知道没安好心，这不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嘛。

她们识破了诡计，当面拒绝了“邀请”，连夜藏到了黄公略同父异母的兄弟家里。

诱捕不成，反动派直接撕破了脸皮，恼羞成怒。

他们干了一件简直是灭绝人性的事–下令挖了黄家的祖坟。

在那个年代，挖人祖坟，这是对一个家族最狠的侮辱。这不光是泄愤，更是要从精神上彻底摧垮黄家。

他们把黄家祖辈的骸骨，全都给刨了出来，扔进了湘江。

这还不算完，他们还到处张贴告示，重金悬赏，搜捕刘玉英母女。

刘玉英被迫带上出生没多久的黄岁新，连夜逃回了娘家。可娘家也待不下去。

她娘家也家道中落，生活艰难，更怕的是被反动派发现，连累娘家人。

她们不得不再次收拾行囊，最后寄住到了刘玉英的姐姐姐夫家。

黄岁新的童年，就是在这种颠沛流离、受尽屈辱的环境中度过的。

她上学后，成绩很好，品学兼优，但没用。

小孩子是最直接的，大人世界的仇恨，全撒在孩子身上。同学们都躲着她，孤立她，背地里指着她的脊梁骨，骂她是“红小匪”。

这种环境对一个几岁孩子的成长，是多大的阴影。

刘玉英的性格是真坚强。她一个“小脚女秀才”，丈夫不在身边，硬是独自撑起了一个家。

她脱下了长衫，换上了粗布衣，摇身一变成了个农村妇女。

耕田、播种、插秧、收割…男人干的活，她样样都干，一点不比男人差。这就叫钱在库里（反动派的悬赏），人在土里（黄家祖坟），活人连口安稳饭都吃不上。

支撑她的是什么？可能就是对丈夫的爱，和对新生活的盼头。

可她哪里知道，她日思夜想的丈夫，早已牺牲多年。

03

就这么苦苦熬了整整8年。

到了1939年4月，一封信几经辗转，送到了刘玉英手里。

是周恩来同志托人转交的。

信里的内容，彻底击垮了刘玉英–信中告知，黄公略将军早在8年前，就已经牺牲了。

8年的期盼，8年的艰苦度日，等来的，却是一则死讯。

刘玉英看完信，声泪俱下，哀恸不已。

这时候的黄岁新，还懵懵懂懂，但她也明白了：她的父亲，那个只在照片里见过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同年9月，毛主席委托徐特立来信。

信里说，为了照顾烈士后人，也为了安全，组织上要派人护送她们母女俩去延安。

但刘玉英，谢绝了。

她认为，自己走了，家里的长辈就没人照顾了。她得尽孝。

抚老携幼，日子过得是越来越难。

一家人要吃喝，孩子还要上学，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刘玉英甚至跑到工厂里去当女工，赚取那点微薄的收入。

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司令派人送来了一笔钱。

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

后来她们才知道，这笔钱是武汉各界捐赠给抗日将领的慰劳费。

部队上上下下，一分钱没取，彭德怀做主，一半送给了黄公略的家属，另一半送给了陈毅安烈士的后代。

正是这种现实的逆境，让黄岁新从小就养成了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组织上的照顾也一刻没停，这让她们在黑暗里，始终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04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8月初。

湖南和平解放，但局势依然紧张。白崇禧的部队退守衡阳，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们很可能会对中共干部的家属进行最后的捕杀。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彭德怀亲自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彭起超（彭德怀的侄子）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刘玉英母女。

1949年8月是个什么当口？彭德怀当时正指挥大军准备进军西北，但他心里还挂着这件事。

他对此事的态度异常坚决，他明确指示下去，这不是私人交情，是组织上必须尽到的责任，必须找到人。

但地方关系不熟，找人哪有那么容易，寻访一度失之交臂。

直到8月15日，在10多位地下工作者的接力组织下，终于找到了刘玉英母女。

刘玉英一听是组织来人了，激动得不行，跑到菜地里，挖出了一个埋藏多年的土坛。

坛子里，是她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周恩来的那封信，和黄公略唯一的遗照。

事不宜迟，一行人立刻秘密转移。

你猜怎么着？

就在她们撤离后一个小时，国民党的部队就开进了当地。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来“彻底清除”的。

如果再晚一步，哪怕一个钟头，这对母女可能就真的没了。国民党部队扑了个空，他们大概也想不到，18年了，还有人在惦记着这对母女。

黄岁新和母亲，就这样被一路护送到了解放区。

年满18岁的黄岁新，被安置在北京西直门的华北中学读书。

眼前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的。她觉得空气里都是阳光和美好的味道，也似乎，开始慢慢理解了父亲的伟大。

没过多久，彭德怀从西北回到北京。

他公务那么忙，还是第一时间派人把黄岁新接了过来，就在周恩来总理的住处相见了。

彭德怀看着眼前这个18岁的姑娘，这个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留下的唯一血脉，他沉默了半天。

千言万语，最后只化成了一句称呼：“小同志，你好！”

从此，“小同志”就成了彭德怀对黄岁新的专属昵称。

彭德怀送给黄岁新的见面礼，是一套学习用品，一本列宁手册，还有…他自己的一张生活照。

彭德怀又问她生活上还缺什么。18岁的黄岁新也没见外，坦率地说自己缺件衬衣。

彭德怀，那是一生俭朴。他立马让警卫员，找来两件他自己穿过的旧军装，递给黄岁新，让她拿去改一改穿吧。

05

1950年春天，彭德怀又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刘玉英母女。

刘玉英一见到彭德怀，积攒了快20年的委屈和辛酸，一下子全涌上来了，情绪再也控制不住。

彭德怀赶紧安慰她，解放了，以后会好起来的，不要再哭了。

刘玉英擦干眼泪，感激之下，提出了一个请求，想让岁新给彭总当女儿。

彭德怀笑着摆了摆手，体谅地说刘玉英就这一个女儿，哪能舍得，不如就当“半个女儿”吧。

在黄岁新的记忆里，她几乎没见过母亲那么失态过。

临走前，彭德怀又叮嘱她们，都是人民的子弟，人民的小米来之不易，要努力学习，绝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从那以后，在彭老总的心中，这个“半个女儿”就扎下了根。

黄岁新也经常出入彭德怀在中南海的住处永福堂。

彭总在中南海永福堂，收养了好几个烈士子女，像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他对这些孩子，都是一个态度：生活上关心，但绝不惯着。

黄岁新和左太北她们，也成了真正的一家人。

1952年夏天，黄岁新高中毕业，考取了平原农学院。

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可黄岁新有点不乐意。

为啥呢？

因为这个学校在河南新乡。她不想离开首都北京。在北京待习惯了，又是烈士后代，又是彭总的“半个女儿”，想着总有点“特殊”吧。

她心里头有点懊恼，就动了心思，想在北京复习一年，来年再考个北京的学校。

她去找了彭德怀，寻思着彭伯伯这么疼她，这点“小事”应该能办。

她把自己的想法一说。

结果，彭德怀一听这想法，态度立刻严肃起来，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她。

彭德怀的观点很明确：就因为不喜欢就不去报到，不服从国家招生的规定，这是很不应该的。想北京，放假就回来玩，他这里就是她的家嘛。

结果彭总直接把她这念头给掐死了。彭总这人，公私分明是刻在骨子里的，别说“半个女儿”，亲儿子来也得按规矩办。

彭德怀随之取出40元钱交给她。

他明确告诉黄岁新，国家有困难，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钱他个人出了，让她不要再去中组部要钱了。

黄岁新被训了一顿，也想通了。

革命的后代，就是要服从组织分配。

她高高兴兴地拿着钱，去学校报到了。

后来因为院校调整，黄岁新阴差阳错，还是回到了北京，就读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彭德怀这位“父亲”，在生活上是严厉的，但在情感上，却是无比细腻的。

黄岁新后来被分配到郑州工作，不久后和校友张志强结婚。

三年后生了个儿子，叫张忠。两年后又生了个女儿，叫张献华。

黄岁新后来有过这样的记忆片段：

女儿出生时奶水不足，彭德怀这位元帅，竟然亲自煮牛奶，再一口一口喂给这个小孙女。

谁能想到，这位在战场上横刀立马、叱咤风云的大元帅，私底下，竟然还有如此慈母一般的爱心。

这就是彭德怀–在大事上讲原则，在小事上有关怀。

1960年，黄岁新调到中科院科学出版社工作。

她立马跑到吴家花园，去见那个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彭德怀见到她也特别高兴，拉着她，立马就开始探讨起实验田的亩产问题。

在工作上，黄岁新兢兢业业，她自学掌握了俄语、英语和计算机技术，在科学编辑的岗位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86年，黄岁新全家来到了江西，从南昌到瑞金，重走了父亲黄公略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她站在红军广场的“公略亭”前，感受着父亲当年的热血。

黄岁新退休后，组织上整理档案才发现，她早在解放期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按规定完全够得上“离休”待遇。

“离休”和“退休”，那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黄岁新自个儿，一辈子硬是没提过这事儿，也从没想过去找组织要什么待遇。

她觉得，比起牺牲的父亲，比起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叔叔伯伯，她能活下来，有工作，有家庭，已经够好了。

你说这像不像她父亲和彭伯伯的脾气？

2019年1月，黄岁新走了，终年88岁。她这辈子，没给父亲黄公略丢脸，也没辜负那位“半个父亲”彭德怀的严厉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