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疯狂爱情：先用12封情书将她捧成女神，再用20首“毁家诗”将她公开处刑，结局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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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之，你务必陪我走一趟。”

1938年，盛夏的武汉，空气闷热而粘稠。

日军的炮火声仿佛是这座战时首都永不停歇的背景音。

著名诗人汪静之看着眼前妆容精致，但眉宇间藏着一丝焦灼的女人，有些迟疑。

女人是王映霞，“杭州第一美人”，更是大文豪郁达夫的妻子。

她的美貌，是即便在逃难的人潮中也无法被尘土掩盖的光芒。

“去哪里？”汪静之的妻子符竹因（王映霞的闺密）忍不住问。

王映霞的目光躲闪了一下，声音压得极低，仿佛怕墙壁有耳。

“医院。我肚里……有了。达夫在前线劳军，等他回来就太大了。”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手帕，每一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汪静之感到一阵眩晕。

郁达夫才走了多久？

他猛地想起近来的一些传闻，那些关于王映霞与某个权势人物过从甚密的流言。

但他不敢深想，那个名字，在重庆和武汉，是足以让任何人噤声的存在——戴笠，军统的“杀人魔王”。

最终，汪静之还是心软了。

他冒充王映霞的“丈夫”，在汉口一家私人诊所的手术单上签了字。

冰冷的手术器械声，掩盖了一个注定要震惊后世的秘密。

几天后，汪静之去探望，王映霞已经恢复了神采。

她没有提及手术的痛苦，反而一脸兴奋地向他描述一座公馆的富丽堂皇。

“静之，你没见过戴先生的洋房，那才叫气派！”

“水晶的吊灯，进口的地毯……”

她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痴迷的光，那种光，汪静之从未在郁达夫身边见过。

那一刻，汪静之浑身冰凉。

他突然明白了那个被流掉的孩子的真相。

这个秘密，他决定烂在肚子里。

因为一旦说出口，郁达夫那支忧郁而狂放的笔，可能会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这个秘密，汪静之保守了近半个世纪。

直到他垂垂老矣，看到王映霞在回忆录中将与郁达夫的决裂归咎于对方，他才决定将真相公之于众。

然而，当我们回溯时光，会发现这个惊人的秘密，不过是那段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爱情传奇背后，无数裂痕中最致命的一道。

1

故事的开端，如所有才子佳人的戏码一样，充满了宿命般的浪漫。

1927年1月14日，上海尚贤坊。

19岁的王映霞，如一朵在西子湖畔晨露中初绽的白莲，清新脱俗。

当31岁的郁达夫推门而入时，他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那一刻，这位以颓废和忧郁闻名于世的作家，灵魂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被她搅乱了，从南高峰的深山里跑出，看到了她，才知世上真有绝色。”

彼时的郁达夫，已是有妇之夫，家中有为他生儿育女的原配妻子孙荃。

但新文学的浪潮给了他追求“自由”的勇气，或者说，是借口。他像一头困兽，猛地挣脱了旧式婚姻的枷锁，向着王映霞这片灿烂的阳光扑去。

情书，如雪片般飞向王映霞的窗台。

“我希望你能够信赖我，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世界上的伟大人物看……”

“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

“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

两周内，十二封信。

每一封都燃烧着火焰。

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这样炽热、大胆、甚至有些不顾一切的表白，是无法抗拒的。

王映霞的防线，从犹豫到动摇，最终彻底崩塌。

1928年，他们在西子湖畔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婚礼。

诗人柳亚子赠诗，称他们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婚后的生活，确实有过一段神仙般的日子。

王映霞在自传中不无骄傲地回忆：“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二百元……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在上海，他们的家是文人墨客的聚集地。

鲁迅、许广平是常客。王映霞在厨房里忙碌，为这些中国最顶尖的头脑烹饪火腿汤，而郁达夫则与友人们在客厅里吞云吐雾，高谈阔论。

那时的王映霞，是幸福的。

她不仅是“杭州第一美人”，更是大作家郁达夫的“自由女王”。

为了她，郁达夫甚至将两人热恋时的私密日记编成《日记九种》出版，将他们的爱情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世人。

王映霞虽有微词，但稿酬却是她亲自去领的。

这份爱情，既是她的荣耀，也是她的资本。

然而，诗人与美人，终究要落入凡尘。

当激情褪去，柴米油盐的琐碎和根植于骨子里的性格差异，开始像藤蔓一样，悄悄缠绕住这段婚姻。

2

裂痕的出现，源于一件小事。一次争吵后，郁达夫负气出走，竟回了富阳老家，与原配孙荃同居了一周。

这对王映霞是莫大的羞辱。

她感到自己的“女王”地位受到了挑战。

为了安抚她，郁达夫将包括《日记九种》在内的十部文集版权，作为“精神赔偿”赠予了她。

金钱和物质暂时弥合了伤口，却无法消除内心的隔阂。

郁达夫心中涌起“幻灭的悲哀”，他觉得王映霞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而是一个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世俗女子。

1934年，在王映霞的提议下，他们移居杭州。

鲁迅曾写诗劝阻，他似乎预见到，杭州的湖光山色，最易“消磨人的志气”。

但郁达夫没有听。他倾尽所有，甚至举债，在玉皇山下为王映霞建造了一座别墅。

那是一座中日合璧的建筑，郁达夫为它取了一个充满诗意又略带感伤的名字——“风雨茅庐”。他希望这里能成为他们躲避世事风雨的港湾。

可王映霞不这么想。

她不喜欢这个名字，觉得不吉利。

对她而言，这座耗资一万五千银元的别墅，不是用来避世的，而是她打入上流社会的一张烫金名片。

“风雨茅庐”很快成了杭州的社交中心。

郁达夫伏案写作时，王映霞则在客厅里迎来送往。

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杭州市长周企虞，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都成了这里的座上宾。

日本学者增井经夫回忆当时的情景：“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

“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

“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

此时的郁达夫，长年写作让他微微驼背，显得有些老气。

他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却不知他的“自由女王”，已经飞向了更广阔、更名利化的天空。而在这片天空中，除了文人，还有官员，以及一个最不该出现的人物——戴笠。

戴笠与郁达夫是浙江同乡，甚至算是校友。

他接近郁达夫，真的是出于同乡之谊吗？

恐怕这位特工之王，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那座“风雨茅庐”里风姿绰约的女主人。

3

风暴的降临，比想象中更快。

1936年，郁达夫应邀赴福建省政府任职，夫妻二人开始了分居生活。

距离，成了猜忌的温床。

关于王映霞和许绍棣的流言蜚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飞到了郁达夫的耳边。

他远在福州，却心神不宁。

一日在天君殿抽签，竟得了一句“鸣鸠已占凤凰巢”。

他心中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

1938年，为了躲避战乱，一家人迁往武汉。

在一个潮湿的午后，郁达夫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上锁的箱子。

他撬开锁，三封信赫然躺在里面。信的落款，是许绍棣。

信中的言辞，暧昧而露骨，彻底点燃了郁达夫内心的炸药桶。

他那诗人的敏感、多疑和狂放，在这一刻集中爆发。

他感觉自己被最心爱的人背叛，整个世界都在嘲笑他。

他冲着王映霞咆哮，质问，那些最不堪入耳的词语，像利刃一样刺向对方。

“告诉我，这‘鸣鸠’是谁？是谁占了我的‘凤凰巢’？”

他挥舞着信纸，双目赤红。

王映霞又羞又气，摔门而出。

找不到妻子的郁达夫，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他在汉口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震惊全国的“寻妻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以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

这短短几行字，无异于将王映霞钉在了耻辱柱上。

家丑，通过白纸黑字，传遍了整个中国。

朋友们纷纷出面调停。

最终，王映霞写下“悔过书”，郁达夫也登报称自己“精神失常”，一场风波看似平息。

但信任的镜子一旦破碎，就再也无法复原。

郁达夫不知道，就在他为许绍棣的情书而癫狂时，一个更深的背叛，已经像毒瘤一样，生长在他们的婚姻肌体之内。

那个由汪静之见证的、在汉口诊所里被悄然抹去的生命，才是真正将他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的秘密。

4

1938年底，为了逃离是非之地，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携家远赴南洋。

他天真地以为，换一个环境，远离了那些是是非非的人，他们的关系或许能回到从前。

但他错了。

有些伤口，一旦划开，只会越裂越大。

在新加坡的日子，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每一次争吵，都让郁达夫更加确信自己所受的屈辱。

痛苦、愤怒、不甘，在他心中反复发酵。

作为一个文人，他最擅长的武器，就是笔。

他决定报复。

1939年，他将自己对这场婚姻危机的痛苦反思，写成了一组诗词，共计20首，题为《毁家诗纪》，寄给了香港的《大风》旬刊。

他声明“不要稿费，只求发表”。

这组诗，字字泣血，句句诛心。

他用最华美的辞藻，最古典的意象，将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描绘得淋漓尽致，公之于众。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诗是绝唱，但对王映霞而言，这是比“寻妻启事”更残忍的公开凌迟。

郁达夫彻底撕碎了她最后一丝颜面。

郭沫若后来都评价说：“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所爱的人？”

这一次，王映霞没有回头。

1940年，他们在新加坡协议离婚。

王映霞没有丝毫留恋，她抛下了三个年幼的儿子，独自一人返回重庆。

那艘离港的轮船，载着她破碎的婚姻，也载着她走向一个全新的、但同样充满争议的人生。

郁达夫独自留在南洋，他写下“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的诗句，试图挽回，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五年后，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因从事抗日活动，在苏门答腊被日军秘密杀害，尸骨无存。

他终究没能等到和平，也没能等到那个他曾爱到疯魔的女人回头。

5

回到重庆的王映霞，并没有如弃妇般潦倒。

一张无形的大网，早已为她铺好了后路。

在戴笠的安排下，她先入保育院，后又进入军委会特检处，最后在外交部谋得一个文书科员的职位。

乱世之中，一个单身女子能有如此际遇，背后力量不言而喻。

1942年，由前外交部长王正廷做媒，34岁的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

新郎是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钟贤道。

婚礼极为盛大，宴开三日，胡蝶、金山等影星名流悉数到场。

这场婚礼的排场，远胜当年她与郁达夫在西子湖畔的结合。

王映霞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向世人宣告她的重生。

钟贤道是个与郁达夫截然不同的男人。

他不懂诗词，却懂得生活。

他给了王映霞一个安稳的家，一种她梦寐以求的、被呵护的安宁。

他让她辞去工作，专事家政。

王映霞晚年评价：“如果没有后一个他，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

四年后，新中国成立。王映霞与钟贤道选择留在大陆。

岁月磨平了棱角，也洗去了铅华。

曾经的交际名媛，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晚年的王映霞，定居上海。

她开始写回忆录，整理旧信。她出版了《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将那些曾经燃烧过她的情书公之于世。

她对那段惊天动地的往事，做出了最终的评价：

“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

“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对于汪静之揭露的那个秘密，她至死都矢口否认，斥为“造谣”。

真相，或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与郁达夫所生的几个孩子，与她关系淡漠，终生不曾亲近。

2000年，92岁的王映霞在杭州去世。

她与第二任丈夫钟贤道合葬于南山公墓。

她的墓碑上，没有刻“郁达夫夫人”，也没有刻“钟贤道夫人”，只简简单单地刻着——“教育家王映霞”。

这位“杭州第一美人”，用她传奇、复杂、充满争议的一生，最终活成了她自己。

风雨茅庐早已物是人非，而那些关于爱情、背叛、秘密与生存的往事，则永远留在了历史的烟尘里，任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