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正亲述：解密‘胡风分子’历史谜团

[编者按：王文正，山东荣成人士，1922年诞生。曾担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刑事审判庭庭长及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的负责人。1955年，他参与了上海“胡风专案”的审讯工作。1980年，他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员。1982年，他担任了审判“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一职。]

（一）吕 荧

谈及这位所谓的“胡风分子”，实属必要，此人的出现并非由公安机关拘捕名单所引发，反而是他自行“现身”。

5月2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举办了一次规模扩大的联席会议，与会人数共计超过七百人。

郭沫若主持了会议。

在盛大的会议现场，郭沫若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演讲。

“……从1949年全国人民解放以后，有许多坏分子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受到了人民的坚决镇压，有些坏分子表示愿意悔改，经过五年多的教育之后，已经有不少的人改造了过来。……而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破坏，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撤销胡风所担任的所有公共职务，并依法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予以处理。”

在被胡风拘捕将近二十日之后，作为我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发表如此充满政治意味、并对全国人民具有极高“指导”意义的言论，显然超出了文联主席职责所应有的界限。

郭沫若的发言，鲜明地体现了当时中央领导层的意志与倾向。

事实上，对于胡风集团内的成员来说，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搜捕行动已然展开，众多成员已身陷囹圄。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形式的言论对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而言，均已丧失其原有的意义。

郭沫若的发言，博得了在场七百多位观众的雷鸣般的掌声，独有一位同仁未曾鼓掌以示赞同。

在会议中，全体与会者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达成共识（唯一缺席者未参与举手），顺利通过了决议。

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款规定，胡风已被开除出中国作家协会，其会籍随之取消，同时亦被剥夺了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以及《人民文学》编委的职位。

二、决定免去胡风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担任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一职。

三、提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的明确条款，取消胡风先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四、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予以严肃处理。

五、我们对中国作家协会及其下属各协会的会员中，那些胡风集团成员提出严正警告：他们理应挺身而出，揭露胡风，自我批判，实现自我救赎。未来是否维持他们的会员资格，将视其是否采取切实行动而定。

当时与会文艺界人士，绝大多数对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事先已被公安机关秘密逮捕的情况并不了解。此决定为胡风及其集团“骨干”秘密逮捕提供了合法性的公开阐释。

此刻的胡风对外界所发生的种种一无所知，他亦未曾料到自己已在文艺圈沦为众矢之的，成为了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过街老鼠”。

众多文艺界人士忧虑自身可能受到波及，于是纷纷加入打击“老鼠”的行列，试图以此彰显自己的“立场”。这种普遍的忧虑情绪，日后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广泛存在的“群众心理基础”。

决议通过，大会发言始。

一向追求新颖独特的文艺人士似乎已失却了他们的“匠心”，二十余名代表在发言环节中不断重复的，皆是“支持”“赞同”等雷同之词。

出人意料的是，正当此刻，一位既未鼓掌亦未举手之人，突然挺身而出，步履坚定地走向了发言台——位于郭沫若与周扬之间。

这位发言者乃临时出席，其突然现身令主持会议的郭沫若颇感意外。

身材瘦小，容貌普通。

他轻轻扶正话筒，声音洪亮地表述：“……在我看来，胡风事件并非简单的政治问题，实则关乎学术的探讨，乃文艺观念间的分歧，更非反革命的指控……”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齐声呼喊：“吕荧！吕荧！”

吕荧——这位平日里寡言少语的人，竟是个如此不识时务的书生！

七百余名文艺界翘楚齐齐为吕荧的发言所震撼，无不瞪大了双眼。

谁料想，竟在此时此刻，还有人敢于挺身而出，在如此盛大的集会上发表如此言论！

无人能洞察，无人愿意深究此问，惊愕之余，纷纷倾泻出指责与诅咒之声。

公然为胡风这等反革命分子辩白鸣冤，实乃胆大妄为！

众人喊道：“让他滚！”

吕荧毫不理会，理直气壮地持续着他的陈词。

有人冲上主席台，企图拉他下去。

吕荧不离，紧握话筒，滔滔不绝。

此刻，数人相继上前，合力将他拖拽至下方。

鉴于吕荧并未名列公安机关所谓的“胡风分子”名单，加之文艺机构并无权擅自抓捕人员，会议落幕之后，吕荧接到了不再返回工作岗位的通知，随后便在家中被软禁长达一年。

事态已发展至此地步，吕荧最终未遭即时拘捕的缘由，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然而，吕荧终究未能幸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重新翻出旧账，将他定性为“漏网的胡风分子”，不久后他便被捕入狱。

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全国文艺界中唯有吕荧敢于在公众视野中挺身而出，为胡风发声——这位正直的作家，最终含冤于狱中离世。

经查证，吕荧自1937年起便与胡风展开书信往来，并在胡风创办的《七月》杂志上发表了诸如《田间与抒情诗》、《论在艺术方法上的鲁迅》等作品。由此可知，吕荧与胡风的交往始于1937年。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吕荧曾在胡风所创办的《七月》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且胡风集团成员名单多源自其刊物的作者，却唯独未将吕荧的名字列入其中。

依据我当年在“胡风专案”中所查阅的资料及所掌握的事实，均未对此问题作出明确阐释。

关于守梅兄的文字，我均已详阅。我认为，守梅兄应当撰写一篇题为《歪曲与伪造并非批评》的文章以作回应。

所谓“守梅兄”，实则是指陈守梅，亦即阿垅。而此处所指的“文字”，则是指阿垅致《人民日报》的一封亲笔信。1950年3月，《人民日报》刊登了陈涌与史笃两位作者的批评文章。阿垅随即回信，对自己曾对马克思著作译文进行错误引用的行为表示了诚恳的认错。

这一句，后来竟在公布胡风集团第三批资料的过程中意外曝光。

胡风集团成员吕荧于信中向胡风献计献策，他坚信“歪曲与伪造”之举并非出自阿垅，而是党报所为。吕荧力劝阿垅对党报发起反击，并已代为拟定了文章的标题。正当中国文联主席团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一场规模庞大的联席扩大会议上，有超过七百人出席，提议开除胡风的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际，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的正是这位吕荧。

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于1955年6月10日由《人民日报》予以公布。在此之前，舒芜曾在首批材料中提及吕荧，然而这位平日里寡言少语、看似木讷的学者，此前并未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自他在会议上发表言论之后，便正式被纳入胡风集团的名单之中。

在第三批披露的文件中，《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了吕荧的名字：

……自本报披露第一、二批揭露材料以来，仍有少数人质疑：胡风集团仅是文化领域内少数野心家的微小团伙，他们未必拥有反动政治背景。这些人或许是因为阶级本能而对他们抱有深厚的同情；或许是因为政治敏感度不足，对事情过于理想化；更有甚者，可能隐藏着反动势力，亦或是胡风集团的一员，如北京的吕荧即是其一例。

今日，吕荧已无缘见证胡风冤案的昭雪，他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新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正以他们对时代、对人民的坚定执着，对真理的无畏追求，以顽强的献身精神，为共和国的奋进铺设着坚实的道路。

我，曾亲历“胡风事件”的执法者，内心深处对吕荧等中国知识分子的英勇无畏，怀抱着无比的敬意。

（二）吴 强

这一天，恰逢1955年5月15日，一个宁静的星期天。

破晓时分，身居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职位的耿庸尚未入眠，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从睡梦中惊醒。

他猛然从床上惊醒，不明所以，匆忙起身，赶忙走向门口。

门外伫立着四位身影，其中居首者，正是他熟识的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负责人——吴强处长。

在提及对上海“胡风分子”耿庸的拘捕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吴强进行一番介绍。

吴强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政治部从事文化工作，彼时的上级领导正是后来遭受政治运动影响的彭柏山。

彭柏山，曾任二十四军的副政治委员，与吴强同赴上海谋求新的职业发展。彭柏山在沪任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吴强则在其麾下担任文艺处处长一职。

因职责所系，吴强结识了耿庸、何满子等人士。在执行拘捕这些人士的过程中，他常常亲自率领公安人员一同前往。尽管吴强遵照组织部署，圆满完成了抓捕“胡风分子”的任务，然而随着彭柏山的被捕，吴强本人亦逐渐成为了调查的重点对象。

吴强在协助公安机关完成对上海“胡风分子”的拘捕过程中，或许至终未曾意识到，自己险些也沦为一名“胡风分子”。

对吴强的疑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与彭柏山之间的关联，其次，他与上海被捕的所谓“胡风分子”之间的联系。在“胡风专案”办公室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推测他或许与胡风阵营中的某些人物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

鉴于这些考量，我们对他的信任程度有所保留，遂展开了一系列秘密审查，幸而并未发现任何疑点。

在我所工作的“胡风专案”办公室完成初步分析后，我们对此仍存疑虑。于是，在1955年6月，《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三批胡风相关材料之际，我们决定派遣我与公安局文保处的苏平处长一同，先行与吴强进行深入交谈，以便从正面渠道获取更多信息，并根据他的反馈作出后续决策。

受命寻找吴强的我们，苏平此前的经历中已有参与对上海“胡风分子”拘捕的经验，与吴强素识。面对两位公安局的官员，且身份明确为“胡风专案”成员，吴强不禁感到一丝紧张。

身为市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的部门负责人，且参与过近期针对“胡风分子”的拘捕行动，他对此事的利弊得失自然有着深刻的认识。

察觉到他此刻的神情，我们便有意为之，试图缓和周围气氛，于是先闲聊了一些其他话题。

待他情绪恢复如常，我们便就此展开询问：他是如何结识那些上海的“胡风分子”的，日常工作中与他们的交往如何，是否曾参与过他们的任何活动，是否曾与他们共同探讨过文艺作品的创作，又对他所倡导的胡风文艺理论有何见解……

此次交流，我们全程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在他提及的每一个议题上，我们均未深入追问，更未曾以眼神或动作流露出不悦。

吴强正对我们而坐，言谈间节奏舒缓，态度亦甚审慎。

吴强向我们坦诚，他理应与那些所谓的“胡风分子”保持距离。此次，组织上决定亲自率领公安人员上门行动，而他亦按时完成了这一任务，整个过程中未曾遇到任何问题。至于与他们的关系，他过去与他们并无过多交集，仅有工作上的必要联系，且未曾参与任何“胡风分子”之间的活动。至于胡风本人，他更是毫无联系，亦未互通书信。这一点，组织上完全可以进行核实。

吴强表示，自拘捕耿庸之日起，接下来的数日里，均采取相同手段前往新文艺出版社实施抓捕。而王元化、罗洛、张中晓等人，对此均表示了积极的配合。

数日之后，我们已将吴强的对话内容向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详细汇报，并对先前拟定的针对上海“胡风分子”的拘捕计划进行了重温。我们一致认为，吴强所述均为事实，且其陈述实事求是。鉴于当时参与拘捕行动的系我局文保处同仁，事后多数转至“胡风专案”办公室工作，他们对相关情况自是了如指掌。

经过详尽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吴强不应被归类为“胡风分子”。

在胡风冤案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下，上海市“胡风专案”办公室对吴强的处理能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实属难得。若回溯至当时，不经调查便对吴强实施逮捕，在当时看来似乎合情合理。然而，等到十年后真相大白，将其释放，吴强那宝贵的精神创造力已所剩无几，恐怕那部辉煌的著作《红日》也就无从谈起了。

吴强所著的《红日》后经改编，同名电影在全国范围内收获了不小的关注。观影后，我曾对当年一同参与调查吴强的同事们感慨道：“瞧，幸亏我们当时没有犯下错误，否则便可能步胡风后尘，遭受牢狱之灾，如此一来，我们今天便无法目睹这部电影的诞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将失去其应有分量。

胡风冤案，它究竟耗费了中国作家及知识分子多少宝贵的精神力量啊！

（三）耿 庸

耿庸在见到吴强等人的瞬间，轻点了一下头，示意他们进入屋内。

吴强并未向他提及那三位同伴。吴强解释道：“我此行，正是有要事相商。”

耿庸随即引领他们至楼下客厅落座，自己则匆匆更衣、净面后，也一同坐下。

吴强询问耿庸，是否浏览过《人民日报》所刊登的胡风相关材料。

耿庸说看过了。

吴强指出，胡风的行为性质极其严重，构成了对党纪的严重违背。

耿庸那股浓厚的书卷气，未曾料及事情会如此严重，遂反驳道：“这无非是文艺界的一些学术争鸣，无需过分夸大。”

如此一来，耿庸洞悉了吴强等人的来意，随即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若你不即刻明确划分界限，后果将极为危险。”

耿庸未曾料及事态竟会演变成后来的境地，辩称：“这有何危害？各抒己见，自由争论，本就是允许之举。”

吴强见耿庸这书呆子无论如何都难以唤醒，遂提高声调说道：“你们这种行为已属反党，乃反革命之举，其严重性难道还不明显吗？”

耿庸此刻情绪激昂，猛地一拍桌面，断然反驳道：“这纯属无稽之谈，怎能与反革命相提并论！”

吴强察觉到耿庸性情执拗，不愿接受劝诫，于是指向那三位耿庸不熟悉的人物，低声劝道：“你无需对我多言，若有理可辨，便向那三位同僚倾诉去吧。”

吴强言罢，径自出门。

耿庸未曾料想吴强竟会如此行事，一时间，他不禁愣住了。

那三位人员系我局文化保护科派遣，此刻他们上前，向耿庸出示了拘捕令。

此时，耿庸方意识到事态已严重恶化，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拘捕令，疑惑地询问：“你们此举是何意？”

公安部门的同仁言道：“先前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已向你详细阐述，何须再问，速速落笔签名即可。”

耿庸问：“去哪？”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回应道：“我们只是依照命令行事，您亲临现场便会一目了然。”

晨曦初露，外界的天色已逐渐明亮，那层淡淡的晨辉轻抚着窗帘。耿庸的妻子王皓已被惊扰，她起身坐在一旁，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安的神色，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三个孩子对此毫无察觉，依旧沉睡在床上，鼾声均匀。

耿庸凝视了妻子一眼，安抚地告知她无需忧虑，自己将随他们外出数日，很快便会归家。

他的妻子带着一丝疑虑的眼神投向了他，好奇地追问：“究竟会有多少天？”

耿庸竟出人意料地乐观回应：“无妨，不过两三天的事罢了。”

他岂料，这一行径竟将他送入了长达十一年的铁窗生涯，亦是他与爱妻永别的序幕。

公安局的执法人员对耿庸说道：“无需拘束于手铐，请自行随我们从，车已停于门外，您可直接上车。”

汽车将耿庸送达至建国中路二十六号，随即他被安置于一间封闭的屋内。

稍后，我曾造访那间囚室，位于围墙之侧，空间狭小，内设一张小桌与一张床铺，并无凳子可供坐落。在撰写检讨书时，人们只得坐在床上完成。相较于其他牢房，这里的采光与通风条件显然更为优越。

我的公安局同仁后来透露，他们把耿庸押送到此处，带他进屋时，态度和善地询问道：“你觉得这个地方如何？”

耿庸点头：“还可以。”

显然，耿庸被拘捕的事件反映出，当时耿庸及负责抓捕的公安局人员对形势的判断均较为浅显。在执行秘密抓捕行动时，他们未曾料想，这一事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声势浩大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经调查，耿庸自1933年起便与胡风保持通信，随后胡风在上海编辑杂志，耿庸便成为该杂志的核心撰稿人之一，主要撰写杂文，其作品亦频繁在该杂志上发表，由此，两人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

1946年，耿庸踏入上海，不仅与胡风促膝长谈，更通过他结识了当时上海滩颇负盛名的学者及作家，如贾植芳、何满子等。建国之初，耿庸参与了新文艺出版社的创立，该社日后演变为今日的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在出版社供职期间，耿庸还与张中晓、王元化、罗洛等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仔细研判，认定新文艺出版社成为胡风集团不可或缺的一个“堡垒”。

5月13日，《人民日报》披露了胡风的第一批相关材料。随后，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便督促胡风将过往与胡风交往的信件上交组织。然而，耿庸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他认为这些不过是私人间的交流，无关紧要，无需组织过度关注。

耿庸天真地坚信，报纸上所刊登的关于胡风的材料，不过是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而非政治立场的问题。

他依旧每日按部就班地享用着自己的酒，下班后便投身于与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之中，看上去一片安闲自在。然而，即便在被捕并关押于囚室之后，他的心态依旧保持乐观，坚信只需短短两三天，便能重返自由。

经调查，胡风在建国初期曾从北京寄出过一封致耿庸的信件，信中主要探讨了出版领域的一些问题。

关于出版问题。

……

二、……似乎不宜在新文艺出版的领域进行激烈竞争。新文艺这一领域需要得到维护，若强行介入，恐怕会招致非议，甚至可能遭受某些“组织”手段的干扰和阻碍。

三、若泥土得以显露，难免会引发诸多问题，更甚者，恐怕会招致忌恨，最终导致其走向终结。然而，若实在无法避免，那也只能让它在泥土中孕育而生。

四、若顶好未能达成合作，不妨另寻他处。例如，若贾寻求文化工作社的合作，则需付出一定的努力。尽管报酬并非首要考虑，但即便没有报酬，也值得一试。

五、既已将时期安排妥当，似乎无需再作等待。短期内，我们不会遇到所谓的“最佳时机”。既定策略的实施将产生以下效果：（一）在特定圈子里打击对方的嚣张气焰，让他们意识到天下并非轻易可求得“太平”；（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疯狂举动。然而，他们已然陷入疯狂，即便更加疯狂也无妨。这两种效果均可期待。

六、署名事宜。若能在另一平台发表，不妨更名署名，如此他人难以察觉，自是上策。

我所在之“胡风专案”办公室坚信，此信中蕴含着诸多鲜为人知的“密码”。

“针对出版事宜”并非寻常的书籍出版话题，实则关乎耿庸所著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的出版策略。在此，胡风为耿庸的著作提出了独到见解，旨在为该书出版寻找一条巧妙路径。此策略的核心在于避开胡风集团的核心阵地——新文艺出版社，同时亦不欲将另一秘密基地——泥土社暴露于众。

此处所指的“贾”，自然是指那位同样身处上海的“胡风派”成员贾植芳。而“他们”一词，正如当时《人民日报》所阐释，意指中国共产党。

“新文艺”即指新文艺出版社。胡风通过刘雪苇的安排，在出版社内安插了数名胡风集团成员，意图将此出版社打造为他们的关键据点。因此，他强调“这个位置必须保留”，以防止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在此出版，从而暴露相关情况。

“泥土”一词，特指“泥土社”，即由胡风先生领导的集团所创办的出版社。

原本，一位作家着手创作一部著作，与知己探讨选择哪家出版社较为适宜，这在当下看来无疑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无论如何分析，都无法与“反革命”一词扯上关系。然而，在那个特殊时期，人们却如此看待这一问题。既然确有确凿的证据掌握在手，加之党的机关报已作出相应的解释，那么将耿庸归类为“胡风分子”，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此外，警方还缴获了一封胡风于1950年8月24日致耿庸的信件，该信件系从上海寄出。

胡风信中言：

……让他们尝尝麻烦的滋味，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只是不知上回更换过笔名了吗？最好是能换一个。但如果上回没有换，这次再换就有些不合适了。此外，文章需要深入分析和阐释，一方面是因为除了宗派之外，还有一个能力不足的方面，但关键还是要确保对读者有足够的说服力……

《光明日报》上那篇由沙鸥所撰写的“批评”文章，以及《大众诗歌》中的全面否定，无不彻底揭露了黄药眠的真实面目。待他们回复后，再做进一步讨论。届时，你可以将他们的来信转寄给我，同时附上一封以初次通信的语气，表达你对他们的看法的信件。大约两三个月后，若我在北京，那么这篇材料便可作为批判他们的依据。目前，已有部分材料陆续寄达。

……

我认为，你的文章风格亟需优化，摒弃那种突兀直接的笔触，这样的写法现下是难以被接纳的。固然，尖锐的锋芒不能舍弃，但应当巧妙地融入分析和阐述之中。同时，需警醒于“态度”的把握，因为我们面对的并非“敌人”，而是各位“领导者”啊！此外，还需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和苏联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以确保在“字里行间”坚定自己的立场。稍有不慎，他人便可能利用这一点来对你进行抨击。

……若您有共鸣的友人，不妨组织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当前正需此类活动，但初期宜从少数参与者着手。

此信系在《文艺报》发表对胡风的批评之后所撰。信中提及的“他们”，实则是指《文艺报》。而文中提及的《光明日报》，系指该报上所刊登的针对胡风诗作的批评文章。“沙鸥引的那一段”，指的是沙鸥在《文艺报》一卷十二期所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引用的胡风诗作《安魂曲》中的片段。《大众诗歌》……则是指《大众诗歌》杂志曾刊载黄药眠对胡风诗歌进行的批判性文章。

“务必保持警惕，关注态度问题……”胡风在信中对其团体成员提出告诫，强调不应以对待“敌人”的敌对态度公开反对党和党领导下的文艺界，以免揭露他们真实的面目。

“假座谈会”——胡风曾示意耿庸虚构一场座谈会，以图对其诗作予以赞誉，同时亦对《文艺报》对其进行的批评提出反驳。

依据《人民日报》当时的说法，耿庸不仅与胡风书信往来频繁，更是在胡风的授意下参与了所谓的“反党”活动。因此，在胡风被捕之际，耿庸随即对其实施拘捕，这在当时看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1954年4月5日，胡风于北京致信上海之罗洛、耿庸及张中晓，彼时，三人皆供职于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一职。

在信中，胡风恳请耿庸等同仁协助他处理一系列事务。

尽管你们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我还是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在我工作的初期阶段，麻烦您帮我处理一件事务。

分析二文主旨及观点。

一、指出论点。

二、针对他们的每一项论述，我将逐条阐述个人见解，结合当时的背景及原文的核心议题进行分析。

三、列举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包括马至斯、高、鲁、毛等人的著作，以及现苏联的理论研究成果），并标注其论点、来源及具体页码。

四、参照何、香港等地学者所提出的“理论”，针对其中相同观点及错误之处，可进行对照分析——具体出处及页码如下。

当前必须着手进行这项准备工作，务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协助我，以免遗漏任何细节。一旦我稳定下来，很可能就需要立即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在这封书信中，胡风提及的“二文”实际上指的是林默涵与何其芳于1953年公开发表的针对胡风的批判性文章。“何、香港各文”则是指何其芳以及胡绳、林默涵等人士在香港撰写的，用以批判胡风集团的系列文章。

公安机关分析，此信件内容揭示了耿庸不仅与胡风保持联系，还与众多所谓的“胡风分子”存有某种关联，且共同效力于胡风的所谓“反革命图谋”。

根据公安机关的认定，耿庸与所谓“胡风分子”之间的交往事实已被确凿证实。

这些时日，耳畔充斥的噪音，仿佛连最细腻的听觉也感到了疲惫。无论何方，不和谐的音符此起彼伏，无调性的旋律更是让人心生厌恶。

此言便成为耿庸卷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被污蔑为“胡风分子”的证据之一。

（四）曾 卓

自耿庸遭捕以来，审问重点除涉及他与胡风之间的关联之外，便是针对其叛徒及军统特务身份的详尽质询。

经过调查，耿庸于1940年投身于中共地下战线。然而，后来其脱党原因不得而知，且一度被国民党特务机构拘捕，后因不明所以的变故，他亦获释。此后，耿庸在国民党政府部门中担任了一名普通科员。

在探讨脱党事宜的过程中，经深入调查发现，彼时党内斗争尤为激烈，导致部分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耿庸因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进而自然而然地脱离了党组织。然而，调查并未发现其有背叛组织和同志的行为。

关于耿庸是否参与军统特务组织，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明确解答。

1956年，我特地前往汉口，在湖北省的一所监狱中，对一位同样被疑为“军统特务”的“胡风分子”——曾卓进行了提审。

实则我采取的是以谈心的方式，深入了解情况，而非正式的提审程序。

曾卓来了，我让他坐对面。

曾卓稍作迟疑，缓缓坐下。

通过交谈，不难察觉尽管胡风事件使他身陷囹圄，心中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压，然而他的言辞却依旧认真而精准，未曾出现任何模棱两可，始终做到言出必行，一清二楚。

我的直觉以及对公安工作的深厚经验均表明，曾卓的诚信毋庸置疑，他的言辞值得信赖。

曾卓未曾向外界出示有关耿庸参与“军统”的证据和事实。

不久后，我匆忙赶往武昌，与湖北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并成功寻获一位曾与耿庸同在国民党机关共事的旧识。遗憾的是，这位同事当时正被拘押在湖北省公安厅的预审处。

我抵达预审部门，对耿庸的前同事进行了提审。

地点改为审讯室。

这间居所虽不宽敞，但其墙上却醒目地贴着一句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昔日的同僚耿庸见我到来，竟不敢抬眼，伫立原地。

我示意他落座，随即便询问他是否熟悉耿庸，进而深入探究耿庸与“军统”组织的关联。

听闻“军统”二字，他顿时浑身一震，不禁打了个寒颤。

我追问：“这事真的有吗？”

他颤抖地说：“那不可能。”

我强调道：“你必须诚实地向组织汇报，任何试图隐瞒的事实终将暴露于调查之中。”

他明确表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当时从事那份工作，纯粹是为了生计所迫。”

问：“你能负责你的话？”

他说：“可以。”

最终，我们仍旧未能确切查明耿庸是否加入了“军统”。

我得知在湖北省财政厅任职的有一位女干部，她与耿庸曾并肩于国民党机关共事。基于这一信息，我随即前往财政厅，并借助该单位的领导力量，对这位女同志进行了深入访谈。

最终，这位女同志仍旧未能就耿庸的相关情况提供信息。

在武汉逗留的数日里，我穿梭于汉口与武昌之间，通过多途径的调查与了解，始终未能确切证实耿庸与“军统”有关的疑虑。

我否定耿庸加入“军统”。

重返上海之际，我针对所进行的调查向“胡风专案”办公室进行了详尽的报告。

鉴于我的调查结果与耿庸被捕时所提供材料中的描述存在差异，加之“胡风专案”办公室后更名为“肃反”办公室，众人齐心协力投身于“肃反运动”，耿庸的案件因而被搁置。如此一拖，便延续了整整十一个春秋。

自从耿庸被捕，他的妻子王皓亦随之落入法网，两人同被囚禁了整整一年。

1957年，正值整风反右运动期间，她被指认为右派分子。善良的王皓难以承受这种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于一个寂静无人的深夜，怀着无尽的遗憾，投身于黄浦江的波涛之中。

她最终没等到丈夫归。

冤案致耿庸家破人亡。

直至1980年，耿庸方获平反昭雪，平反文件中载明：

耿庸，一度被怀疑为叛徒及军统特务，然而经过调查，发现他曾在1940年加入地下党组织，随后选择退出。1941年7月，他在江西赣州被蒋经国逮捕，但于9月获释，调查结果显示他并未背叛党组织。1943年6月，耿庸受姐夫、军统特务吴文宇之介绍，进入国民党财政部货运局人事室担任科员。尽管如此，他并非军统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