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退出国联

在帝国与国际主义之间（1933～1939）

1933～1937年，三个大国退出了国联，它们都是国联行政院成员国。对于委任统治委员会来说，德国的退出是最重要的，但也是最明确的。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让德国退出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并不顾提前两年通知的要求，宣布立即退出国联。尤利乌斯·鲁佩尔缺席了两星期之后开始的委任统治委员会第24次会议，给他在许多倡议上的合作者卡塔斯蒂尼寄去一封短信，表示感谢和告别。[1]尽管纳粹政权会挥舞调整殖民地的旗子，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成员们将会不安地注视着这些动作，德国未来对破坏委任统治制度比加入它更有兴趣。

日本和意大利退出国联的时间拖延得更长。虽然日本是第一个宣布退出国联的国家，但其退出过程持续的时间最长，而且因多次瞻前顾后而中断。日本非常重视其国联成员国的身份，但它也期望在东亚的霸权得到承认，甚至期望——和欧洲在非洲和中东的霸权一样——被赞扬为一种文明开化的工作。国联确认它在中国东北的一系列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让其民族主义的政客和民众觉得伪善而且几乎无法理解。1932年12月，国联大会在对中国表示同情的投票之后，日本代表团退席了；六个月之后，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和日本副外相杉村阳太郎（Yōtarō Sugimura）进行调解的尝试失败了，日本宣布打算退出国联。[2]

这一决定很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要求日本放弃其在南太平洋的委任统治地。许多国联支持者认为，让一个非国联成员国拥有委任统治地与国联盟约的精神是不相容的，但其他人反驳说，由于委任统治地是由协约国而不是由国联分配的，日本退出国联不受影响。[3]日本官员明确表示，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意放弃那些岛屿。[4]考虑到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美国驻日内瓦领事普伦蒂斯·吉尔伯特（Prentiss Gilbert）给国务院建议说，整个问题似乎是“一个政治的而不是司法的问题”。[5]

他是非常正确的，政治利益使所有协约国强烈倾向于适可而止。无论是白厅还是法国外交部都不愿进一步与日本对立，一位英国官员特别指出，“如果日本不愿意放弃那些岛屿的话”，国联行政院“会对日本施压使其放弃”同样是“不可思议的”。[6]国联秘书处的官员们确实认为国联行政院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捍卫委任统治原则”，但在获悉日本依然有意参与诸如卫生组织（Health Organization）和委任统治委员会这种“技术性的”和“非政治的”活动时他们也感到安心。[7]因而，鲑延信道保留了他在1928年以来在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的席位，按照规定提交了年度报告并派出了官方认可的代表，当日本的成员国身份在1935年正式到期时，国联行政院只是指出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受委任统治制度文本的约束。[8]直到1938年11月，日本才终止其合作并——令鲑延极其痛苦的是——将其国民撤出国联所有机构。[9]

到这时，委任统治委员会有趣、机智的意大利籍的主席也离开了。在所有退出者当中，西奥多利是最令人担忧的。西奥多利从委任统治委员会创立之日起一直领导着它，它的特征、声誉和运行已经很明显受到他的偏好和个性的影响。而且，尽管他的同事们和官方认可的代表经常抱怨他“没有品位的笑话”，[10]讨论社会问题时显而易见的无聊，以及对阴谋诡计的热爱——他倾向于挑拨离间，一位英国官员私下里在1935年警告说，而且“在看到同事陷入混乱不知所措时从未感到不悦”[11]——实际上，西奥多利在委任统治委员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为委任统治委员会的特权进行的令人妒忌的辩护，透过他倾向于政治的（不是行政或人道主义的）棱镜看待大多数问题，甚至在他捍卫意大利利益时使用的明显的花招，都为合法化协约国的占领地而建立的制度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尽管奥尔茨与比利时殖民地部串通在一起，拉帕德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分享机密信息，卢格德向白厅开放了一条秘密渠道，但实际上，奥尔茨、拉帕德和卢格德都自认为是“公正的”，西奥多利是“无原则的”。这使得诸如“阴谋”或“偏见”这样的词用于分析这种本质上属于政治性的制度时毫无价值。（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法国的成员一直在假装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捍卫法国利益。）

但是，实际上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所有成员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玩弄政治手段”，并不是所有这些博弈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在委任统治委员会内部播下不和的种子，并危及成员自身的地位。西奥多利在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期间的行为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最初，委任统治委员会刻意忽视了这场冲突，在1935年10月17日，也就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两星期之后，召开的第28次会议上重新选举西奥多利为主席。但是，意大利在这年冬天轰炸不设防的村庄并使用毒气的行为震惊了各位成员。1936年5月，瓦伦丁·丹尼维格——委任统治委员会里人道主义情绪的前导——对卢格德说，她再也不会支持某个同情法西斯主义的人当选，领导一个负责保护土著福祉的机构。[12]卢格德指出，不能假定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成员们支持本国的政策，[13]尽管西奥多利再一次当选，这是第一次出现公开的异议。有三位成员投票支持奥尔茨，消息灵通的德国驻日内瓦领事向柏林报告说。[14]

到这时，意大利与国联的关系也处于最低点。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已接近完成。海尔·塞拉西在数周后逃到欧洲。但是，墨索里尼希望国联的制裁能够解除，将埃塞俄比亚从日内瓦撤走，意大利的主权得到国际承认。或许，西奥多利是奉命挑起争端；无论如何，他在这次会议结束时要求委任统治委员会确认施加于意大利的制裁不应该应用于委任统治地，因为这些领地应该是“国际性的”，是被排除在欧洲的争斗之外的。他的同事们对他的介入感到失望，不仅因为他们认为国联的制裁应该适用于处于国联监督之下的领地，还因为他们勉强支持他作为领导人是以他不发起这样的争论为条件的。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奥尔茨迫使就是否应该把这一问题添加到议程当中进行了一次程序性投票，在投票中只有西班牙人帕拉西奥斯支持西奥多利。[15]于是，西奥多利退出了，而且——由于意大利正在抵制国联的会议——还避而不参加1936年秋季的会议。

但是，西奥多利并未辞职，而且令他的同事们窘迫的是，他似乎不愿辞职。他迫切地想坚守着他的职位，在1937年5月初甚至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纳胡姆·戈德曼去说服外交部部长齐亚诺（Ciano）伯爵相信西奥多利的作用非常重要。戈德曼一点都不愿为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不友好的人说情，但在得到未来给予支持的承诺之后，他确实向齐亚诺提出了这一问题，却被直言不讳地告知，意大利不可能立即结束对国联的抵制。[16]而且，即使允许西奥多利重返日内瓦，他争取主席职位的努力依然会失败。在1936年10月的会议上，反对的力量更加强大了。现在十位成员中有四位反对西奥多利，拉帕德和奥尔茨在1937年4月开始私下里通信商讨如何罢免他。实话实说，他们更多是因为他的政治伎俩以及特别是——根据即将到来的关于巴勒斯坦的特别会议——他的反犹主义，而不是因为他对埃塞俄比亚令人难以接受的看法而感到烦恼。[17]因而，奥尔茨询问上一年7月已经辞职的卢格德，他的继任者是什么立场；卢格德证实海利勋爵也会拒绝投票支持西奥多利。[18]这已经够了。在1937年5月的会议上，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选举奥尔茨为主席，拉帕德为副主席，在之后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存在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占据着这些职位。

修正主义国家从委任统治机制中退出意味着什么？有人可能预期委任统治委员会对受委任统治国会变得更加恭顺。这种情况并未出现。确实，选择比利时人奥尔茨就是真正的后退。到目前为止，主席和副主席都来自“非受委任统治国”的成员国，而且尽管奥尔茨公开宣称其客观性，但在幕后他却就如何“加强有利于受委任统治国的倾向”向比利时和法国官员提供建议。[19]然而，经历十多年确立起来的实践和文化具有持久性，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成员先后退出使委任统治委员会更加渴望表现出“超越”国际冲突的姿态。诉诸先例和文本，并积极坚持他们的“技术性”和“非政治性”的地位，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成员们紧紧抓住卢格德主义的语言并努力维护反吞并主义和门户开放原则。

对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成员们来说，问题是这些规则的基础和他们自己的权威的基础正在崩溃。在其“卢格德主义”时期，委任统治委员会利用托管的语言和间接统治来克服战时民族主义者的挑战，重建了大国友谊，并重新确立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在其第二个，也就是“德国加入后”时期，委任统治委员会作为就新的国际规则勉强达成协议的谈判舞台发挥了作用。然而，随着主要行为体离开了谈判桌，委任统治委员会已经不再能发挥这种作用了。简单地说，一旦修正主义国家把它们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营造帝国的篮子里，那么试图通过法律和经济“去地域化”限制帝国之优势的制度的成员身份对它们就不再有吸引力。而且，一旦委任统治制度不再是一种调解的舞台，它不仅对修正主义国家不再重要了，它对受委任统治国也不那么重要了。

因而，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委任统治制度在各个层次上都显示出分歧和危机的迹象：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的和制度上的。首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以及纳粹政权残酷的反犹太主义等接连不断的恐怖事件，使欧洲发挥着文明和进步的旗手的作用这种主张——托管的言辞就是以这种主张为基础的——处于难以应对的压力之下。当然，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泛非主义者，甚至某些欧洲反帝国主义者早就发现这种主张是法西斯主义的和让人愤怒的；现在，它又开始让欧洲自由国际主义者如鲠在喉。随着共识的消解，替代性的主张——如果完全顺其自然，土著文化的境况会更好，或者应该拥抱文化的改变，以使受支配的民族能够迅速走向独立——找到了支持者。如我们在第10章将要看到的，甚至委任统治委员会都不免受这种趋势的影响，一些成员开始质疑欧洲的监护不过是强制劳动的借口。

其次，在受到内部自我怀疑之困扰的同时，这一机制还受到外部压力的不断敲打，因为修正主义国家试图改变游戏规则。委任统治机制已经试图通过使这些领土变更的利益适度“国际化”赢得修正主义国家对凡尔赛安排的赞同，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已经让这一战略支离破碎。相反，所有大国都把它们的受保护者和殖民地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而同时又用历史悠久的帝国方式寻找一些可以转让的和可自由支配的工具，从而减少对立并使新的安排成为可能。这些协商不可能通过国联进行，因为就像狡猾的扬·史末资给朋友利奥·埃默里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在国联运行良好的时候，其理事会是大国的圆桌会议，但由于现在这些大国中大多数都缺席了这个圆桌会议，协商不得不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20]但是，一旦这些协商不再通过日内瓦进行，它们就不再把和平安排，特别是不再把委任统治制度作为它们的出发点了。相反，由于对委任统治委员会无能为力的愤怒，不但贪婪的德国人，还有同样贪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都甘心情愿地把某些委任统治地的重新分配问题再拿到谈判桌上。然而，如第11章将显示的，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一种新的殖民安排的前景进行了热烈争论，但它绝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这一争论让国联制度声誉扫地，也使之不稳定，但也没有建立起任何取而代之的东西。

最后，由于国联机构本身失去声望和支持，委任统治机制也面临着制度性及领导权危机。溃烂是从顶层开始的。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可能已经对拉帕德的行动主义进行了严格控制，但在关键时刻，他为委任统治委员会的独立和权威进行了辩护；相反，其懒散且优柔寡断的继任者约瑟夫·阿弗诺尔（Joseph Avenol）压根就没有重视委任统治制度。[21]由于领导不力，国联秘书处的许多部门失去了其独立的幕后积极行动的能力——包括委任统治部，卡塔斯蒂尼的继任者，举止得体的瑞士外交官爱德华·德·哈勒尔，管理着一个高效但毫无创见的部门。倡议的提出取决于委任统治委员会，到目前为止这个机构是极其稳定的，但现在遭遇到一系列极具破坏性的人员的辞职和退休。当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成员退出后，并没有取代他们的成员，这使委任统治委员会不仅规模更小了，而且不够多元了。更糟糕的是，马夏尔·梅兰在1934年、卢格德在1936年退休之后，法国和英国都是由一些任期很短的成员作为代表的，他们从未全身心地致力于这项工作。确实，在1935年范里斯去世后加入委任统治委员会的荷兰前殖民官员和法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范·阿斯贝克（Frederick Van Asbeck）是非常勤劳、干练的，但他的看法与处于支配地位的两位成员拉帕德和奥尔茨的看法并无区别。大国不可能在一个比利时人、荷兰人和瑞士人表达的“国际意见”前低头。

实际上，这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法国和英国正沿着其地缘政治利益决定的方向行动，完全无视委任统治委员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成员们变得更加确信国际监督的价值了；除帕拉西奥斯外，所有成员都怀疑民族自决，怀疑他们监督的领地能够很快做好独立的准备。然而，随着英国和法国觉察到战争即将来临，它们变得非常务实，开始囤积资源并协调其保护国和盟友的行动。由于法国对委任统治制度的承诺一直是非常空洞的，毫不理会委任统治委员会反对关于叙利亚独立和之后把亚历山大勒塔区（Sanjak of Alexandretta）从叙利亚移交土耳其的建议，把亚历山大勒塔区从叙利亚移交土耳其是一种完全不合法的行动。然而，英国一直是委任统治制度最大的赞助者和支持者，因而当英国和委任统治委员会最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生冲突时，如第12章所示，事实证明这种经历更加不愉快，后果更加严重。由于英国推翻了由英国官员自己写下的委任统治制度文本，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国际共管”，一种设计出来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条件和不断演进的规则调和帝国利益的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独立”将会成为唯一的选择。

[1] LNA，S1628，File on Ruppel，Ruppel to Catastini，14 Nov. 1933.

[2] 关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已有大量著作问世，但关于它影响日本的国际主义及其与日内瓦的关系的方式，见Thomas Burkman，Japan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Empire and World Order，1914-193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和Ian Nish，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Westport，CT：Praeger，2002），ch. 5。

[3] 关于这种看法的一个声明，见Luther H. Evans，“Would Japanese Withdrawal from the League Affect the Status of the Japanese Mandat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7：1（1933），140-2。

[4] 关于日本律师和日本外务省的看法，见USNA，Box 6833，862i.01/249，Grew to Secretary of State，10 Feb. 1933。海军部信息局的小宣传册“Japan’s Withdrawal from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Japanese Mandatory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South Sea Islands”（Feb. 1933）坦率地宣称，日本拥有这些岛屿的完全主权，见862i/01/272，Grew to Secretary of State，3 May 1933。

[5] USNA，Box 6833，862i.01/276，［Prentiss Gilbert］，“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Juridical Status of Areas under Mandate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Japanese Mandate”（8 Sept. 1933），28.

[6] NA，CO 232/1234/8，Note by Lee，18 May 1933.1933年4月，德国外交部一直坚持，由于国联对委任统治地拥有最终权威，国联行政院和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应该讨论日本退出国联的影响，但纳粹上台和德国的退出使这些计划突然终止了。见PA，R 96517，Memos by Renthe-Fink，30 March 1933，and Memo of a departmental conference on the question，25 April 1933。

[7] USNA，Box 6834，862i.01/301，Prentiss Gilbert，“The Japanese Mandate”，15 Nov. 1934，8-12.

[8] Minutes of the 90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22 Jan. 1936，in LNOJ，Feb. 1936，79.

[9] LNA，S1627，File on Sakenobe，De Haller to Avenol，11 Nov. 1938.

[10] 这是奥尔茨的抱怨：SFA，Rappard Papers，Box 1977/135 36，Orts to Rappard，10 May 1937。

[11] NA，CO 323/1332/9，Note by J. G. Lee，2 July 1935.

[12] RH，Lugard Papers，Box 122/2，Dannevig to Lugard，10 May 1936.

[13] RH，Lugard Papers，Box 122/2，Lugard to Dannevig，15 May 1936.

[14] PA，R102268，German Consulate，Geneva，to AA，28 May 1936.

[15] LNA，S1628，File on Theodoli，De Haller to Secretary General，12 June 1936.德·哈勒尔付出很大努力确保西奥多利同意修改备忘录以掩盖意见之不同的程度；关于这一点，见LNA S1619，Note by De Haller；关于被软化版本的备忘录，见29 PMCM，168-71。

[16] CZA，L22/960，Nahum Goldmann，“Report about two conversations with Marchese Theodoli，Chairman of the Mandates Commission，in Rome on May 3rd and 4th，1937”.

[17] SFA，Rappard Papers，Box 1977/13 36，Orts to Rappard，13 April and 10 May 1937；Rappard to Orts，15 April and 7 May 1937.

[18] RH，Lugard Papers，Box 122/2，Orts to Lugard，18 May 1937，Lugard to Hailey，19 May 1937，and Lugard to Orts，21 May 1937.最后，西奥多利在1937年12月辞职了。

[19] MAE，SDN 556，Jules Laroche，French Ambassador in Brussels，to Yvon Delbos，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22 April 1937.

[20] CAC，AMEL 2/1/27 Pt. 2，Smuts to Amery，9 Dec. 1937.

[21] 由于让·莫内的继任者是来自法国的副秘书长，阿弗诺尔很明显是德拉蒙德的继任者，但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职位，甚至非常正确的德拉蒙德都督促外交部阻止对他的任命，关于这一点见BL，Cecil Papers，Add MS 51112，Drummond to Simon，7 Jan. 1932；关于阿弗诺尔更广泛的信息，还可见James C. Barros，Betrayal From Within：Joseph Avenol，Secretary-Genera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1933-194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图文作者引入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