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何最初支持的是国民党？如何看待复杂关系的演变？

一、早期矛盾与路线分歧

土地革命时期的理念冲突

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历史的洪流正滚滚向前，而中国共产党也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开启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土地革命。彼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成为了一盏明灯，苏联方面期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参照俄国模式，依靠工人阶级，通过城市包围农村的方式来实现革命目标。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中国与俄国国情大相径庭。

当时的中国，工业发展极为滞后，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薄弱，远远无法成为革命的绝对主导力量。毛泽东，这位极具洞察力和战略眼光的领导者，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农民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受压迫最为深重的群体，也是蕴藏着巨大革命潜力的群体。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大胆且具有开创性的决策：发动农民进行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一决策，犹如在平静湖面投入巨石，激起千层浪，与斯大林的理念产生了激烈碰撞。斯大林，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共产国际领袖，长期沉浸在俄国革命经验的框架中，难以理解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他固执地认为，毛泽东发动农民搞革命的方式根本行不通，在他眼中，这些依靠农民的革命者不过是一群民族主义分子，与苏联所走的革命道路截然不同，甚至成不了什么气候。基于这种偏见，斯大林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决策中，将毛泽东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试图维持所谓的“正统”革命路线。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会按照某个人的主观意志前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残酷斗争和血的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和前瞻性。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开始得到确立，他的军事战略和革命理念逐渐被党内同志所接受。此后，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了全党思想，毛泽东也得以全面执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尽管如此，斯大林却依旧不愿意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和干涉，为后来中苏关系的发展埋下了复杂的伏笔。

二、共产国际解散与中国共产党的自主发展

共产国际的历史使命与影响

要深入理解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就不得不提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全称“第三国际”，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创立，其总部设立在莫斯科。它被视为世界共产党的大本营，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浪潮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大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

共产国际的创立，有着宏大而崇高的目标：推动世界革命，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建立一个人民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世界。在其早期，共产国际为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组织支持和资源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模式也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而言，加入共产国际就意味着必须完全接受其领导，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灵活制定革命策略的自主性。

在中国，这种限制体现得尤为明显。许多重大决策，中国共产党往往需要遵循共产国际的指令，哪怕这些指令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例如，在皖南事变中，蒋介石精心设计圈套，消灭了新四军主力，军长叶挺被俘，这一事件震惊中外，激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愤慨。毛泽东听闻后，怒不可遏，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决定要进行全面反攻，一方面公开批判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揭露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对顽固派进行坚决反击，以捍卫新四军的尊严和抗日力量。然而，就在政治局做出这一决定后不久，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罗夫紧急召见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反对蒋介石的计划，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推翻之前的决定，暂时搁置了对蒋介石的反击计划。这一事件深刻地反映出，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决策上受到的掣肘和无奈。

共产国际解散的背后

1943年5月，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这一局面——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部都引发了巨大的震动。那么，斯大林为何会在此时突然做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呢？这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一战役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彻底扭转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极大地鼓舞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士气。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苏联和西方各国都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战后国际格局的安排。斯大林深知，苏联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急需在战后进行重建和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合作。

然而，共产国际所倡导的世界革命，其本质是要颠覆帝国主义，埋葬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与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是完全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若想与美国合作，就必须做出改变。因为如果继续维持共产国际及其世界革命的理念，必然会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抵制，合作也就无从谈起。于是，为了实现战后与西方合作的战略目标，斯大林毅然下令解散了共产国际。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共产国际的解散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失去了共产国际这个强大的外部支持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需要独自面对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外部束缚，在决策和行动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从此，中国共产党可以更加自由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战略和政策，这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雅尔塔协定与苏联的远东战略

苏联的战略考量与条件提出

1943年11月，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要求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帮助其解决在中国东北的100万日本关东军。当时，原子弹尚未研制成功，美国经过估算认为，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与日本作战，预计将付出100万人的巨大牺牲，这一代价对于美国来说实在过于沉重。因此，美国希望借助苏联的军事力量，减轻自身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

斯大林深知这是一个实现苏联远东战略目标的绝佳机会，于是便开始与美国进行谈判，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起初，斯大林并没有急于透露具体内容，直到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苏联才逐步将自己的想法告知美国。最终，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与美、英达成了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这一协定深刻地影响了战后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

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提出的条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控制日本海。苏联希望收回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夺走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这两个岛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控制它们不仅可以确保苏联对日本海的控制权，还能够为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外蒙古问题。苏联坚决要求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外蒙古紧邻西伯利亚，是苏联乃至欧洲通往亚洲的重要通道，被苏联视为连接欧亚的生命线。在苏联看来，如果外蒙古继续留在中国版图内，一旦发生战争或政治动荡，将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因此，苏联不惜以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为代价，极力推动外蒙古独立。

第三，东北地区权益。苏联要求长期占用旅顺港和大连港，旅顺作为军港，大连作为商港，且二者均为不冻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战略价值。此外，苏联还要求占用中国的长春铁路（即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战后合并而成）。通过控制这些港口和铁路，苏联不仅能够获得一个太平洋的出海口，极大地提升其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还可以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施加重要影响。

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出，苏联的远东战略是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为核心，其中两项条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巨大利益。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和战胜国之一，中国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在战后却面临着领土主权被严重侵犯的局面，这无疑是对中国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的沉重打击。

中苏谈判与条约签订

1945年6月，德国已经投降，二战欧洲战场宣告结束，苏联随即开始与中国就雅尔塔协定的相关条款进行谈判，商议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起初对苏联提出的条件表示坚决反对，毕竟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割地赔款的历史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深感痛心疾首，谁也不愿意在自己手中再做出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情，成为千古罪人。

蒋介石首先派遣自己的大舅哥宋子文前往与苏方谈判。宋子文在了解到苏联的具体要求后，义愤填膺，他深知这些条件对中国的危害之大，一气之下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位，以表达自己坚决不当卖国贼的决心。然而，谈判仍需继续，因为当时中国急需苏联出兵消灭日本关东军，以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

在第二轮谈判期间，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瞬间改变了整个战局。斯大林开始感到焦虑和不安，他原本的计划是，如果中国不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就不出兵，以此迫使中国就范。然而，美国原子弹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他担心日本可能会因无法承受原子弹的威力而迅速投降，如果苏联此时还未出兵，就将失去与中国谈判的借口，其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构想也将化为泡影。

于是，在1945年8月8日，斯大林果断下令，出动150万苏联红军，兵分三个方向，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猛烈攻击。然而，此时苏联与中国的条约谈判仍未达成一致。斯大林心里清楚，美国原子弹的威力加上苏联红军的进攻，日本必然难以抵挡。如果日本在中苏条约签订之前就突然投降，那么他在远东地区精心谋划的战略布局，包括占领日本相关岛屿、推动外蒙古独立以及控制东北港口等，都将面临失败的危险。

蒋介石在看到苏联出兵东北后，也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之中。他深知苏联的一贯作风，担心苏联红军会赖在东北不走，毕竟苏联在历史上并非没有过类似的行为。在这种双方各怀心思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提出了三个极具诱惑力的条件，这三个条件最终促使蒋介石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如果蒋介石签订该条约，苏联将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唯一领袖，并且绝对不会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在他眼中，共产党才是他统治中国的最大心腹之患，只要能够得到苏联不支持共产党的承诺，他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国家利益。

第二个条件与新疆问题有关。1944年11月7日，苏联策动新疆少数民族发动暴动，打垮了国民党政府军。到1945年8月时，反政府军已经逼近乌鲁木齐，新疆局势岌岌可危。斯大林以此为诱饵，向蒋介石表示，如果签订条约，苏联将协助稳定新疆局面。与外蒙古相比，虽然外蒙古当时名义上还归中国主权管辖，但实际上已被苏联控制；而新疆问题若能得到解决，对于蒋介石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第三个条件则带有一定的无赖性质。斯大林对蒋介石说，如果签订条约，苏军承诺在东北地区不出3个月就会撤军；反之，如果不签，苏军可能就会长期赖在东北不走。当时的东北，在伪满洲国多年的建设下，工业基础相对发达，有着“得东北者得中国”的说法。面对苏联的这种威胁和利诱，蒋介石最终还是妥协了。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这一条约的签订，确保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也使得苏联在战后初期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然而，这一条约的签订，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外蒙古的独立、东北权益的丧失，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屈辱的记忆。

四、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态度的转变与影响

苏联对国共态度的摇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一段时间内积极谋求延续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在苏联看来，国民党政府是其在远东地区战略利益的保障者，只有与国民党保持友好关系，才能确保其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获得的权益得以维持。

然而，随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苏联的态度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逐渐扭转了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面对这一局势，苏联一方面担心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会打破其在远东地区与美国达成的战略平衡，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潜力和未来走向存在疑虑。

在这种复杂心态的驱使下，苏联的态度出现了摇摆不定的情况。有时，苏联会在表面上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维持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例如，在1949年4月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之前，苏联打着和平的旗号提议，国共两党学习德国和朝鲜半岛的模式，划江而治，形成两个独立的政权势力。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案既可以避免中国共产党完全取得胜利，维持其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均势，又可以在国共之间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然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划江而治的提议却有着巨大的危害。一旦同意划江而治，中国将陷入长期的分裂状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将遭受严重破坏。此后，两个政权之间免不了会因为领土、主权等问题产生各种摩擦和冲突，甚至可能再次爆发战争。而且，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若接受两个政权同时存在，将正中美国和苏联的下怀，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在亚洲进行势力角逐的角力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将受到进一步的损害。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了苏联划江而治的提议。他们坚定地认为，必须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和民族的彻底解放。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成功解放南京，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竟然随着国民党政府一起南迁广州，这一举动充分表明，苏联在解放战争后期仍然在试图维持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中苏关系的新起点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建立新中国，苏联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苏联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逐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就中苏关系的未来发展、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经济建设等诸多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通过这次访问，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彼此之间的误解和疑虑，为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苏联成为了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苏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共同对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冷战政策。

然而，尽管中苏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迎来了一段蜜月期，但两国之间在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潜在的矛盾和分歧。这些矛盾和分歧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回顾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之间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际关系的背后始终是国家利益在起主导作用。苏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共两党的态度转变，无一不是基于其自身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考量。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政策，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段历史不仅是中苏关系发展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