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时期俩宰相见面就互撕还差点武斗，李世民被逼罢官却夸他俩忠？背后竟藏君子之争

你敢信吗？中国历史上最清明的贞观朝，居然上演过最离谱的朝堂闹剧——两个当朝宰相当着唐太宗李世民的面，从唇枪舌剑吵到脸红脖子粗，最后差点撸起袖子动手武斗，把满朝文武都看呆了，连李世民都气得拍了桌子！

这俩人不是奸臣互斗，反而都是响当当的君子：一个是前朝梁朝皇子、隋朝皇亲，一个是前朝陈朝皇子；一个是李渊时代的老宰相，一个是李世民的铁杆支持者；俩人都德高望重，都以忠正耿直、直言敢谏闻名于世，连李世民都亲口评价“二卿皆忠，但太执拗”。

明明是灵魂高度相似的“同类人”，却偏偏成了见面就掐的“死对头”，吵到皇帝不得不当场罢掉俩人的相位，让他们回家“冷静冷静”。可更奇怪的是，没过多久李世民又悄悄把他俩官复原职，继续让这对“冤家”同朝为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俩忠臣为何非要“相爱相杀”？李世民又为何对他俩又气又爱、罢官又启用？这看似荒唐的朝堂互撕背后，藏着贞观之治的秘密，也藏着中国古代朝堂最难得的“君子之争”！今天咱们就顺着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史”，聊聊这对贞观宰相的传奇人生，看看立场与理念的碰撞，如何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1、贞观第一奇景：俩宰相朝堂互撕，皇帝沦为“劝架调解员”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一天，长安城太极殿内，原本严肃的朝会突然变成了“菜市场”——当朝左仆射萧瑀和侍中陈叔达，正当着李世民和满朝文武的面，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

事情的起因，是讨论“是否恢复分封制”。当时有人上书李世民，建议分封皇室子弟和开国勋贵为诸侯王，镇守地方，以此稳固李唐统治。这个提议一出来，立刻引发了朝堂争论，而萧瑀和陈叔达，直接站到了对立面上。

萧瑀率先开口，语气坚定：“臣以为应当恢复分封！如今天下初定，宗室勋贵是朝廷根基，分封他们镇守地方，既能震慑豪强，又能拱卫中央，这是自古以来的治国良策！”

话音刚落，陈叔达就立刻反驳，声音毫不示弱：“臣反对！分封制早已过时！前朝隋文帝废除分封，才换来了天下一统、百姓安乐；而周朝分封诸侯，最终导致诸侯割据、战乱不休！如今刚平定江南，若再分封勋贵，只会加重百姓负担，甚至引发割据之祸！”

萧瑀一听就急了，拍着朝笏大声说道：“陈叔达！你懂什么！李唐江山是靠关陇勋贵打下来的，不给他们分封，如何安抚人心？你不过是陈朝亡国之君的弟弟，哪里懂我朝的根基所在！”

这句话直接戳中了陈叔达的痛处，他脸色涨得通红，也拍着朝笏回怼：“萧瑀！你还好意思说我？你是梁朝皇子、隋朝皇亲，先后侍奉三朝，如今却来教训我？我主张不分封，是为了百姓，为了天下安定，不像你，只想着讨好关陇勋贵！”

俩人越吵越凶，从分封制吵到治国理念，从朝堂政策吵到彼此的出身，最后干脆站到了大殿中央，指着对方的鼻子互骂，手指都快戳到对方脸上了。旁边的大臣们吓得不敢作声，有人想劝架，却被俩人的气势逼了回去。

李世民坐在龙椅上，脸色从平静到铁青，最后实在忍不住，猛地一拍龙案，大喝一声：“够了！”

大殿内瞬间安静下来，萧瑀和陈叔达也愣住了，停下了争吵，却还是一脸不服气地瞪着对方。李世民看着这俩人，又气又无奈，叹了口气说道：“朕让你们当宰相，是让你们辅佐朕治理天下，不是让你们当着朕的面互撕吵架的！你们俩都是忠臣，可就是太执拗，一点小事都能吵到天翻地覆，这样下去，朝堂还成体统吗？”

说完，李世民当即下旨：“左仆射萧瑀、侍中陈叔达，议事不遵礼仪，在朝堂之上喧哗互怼，失宰相之体！即日起，免去二人相位，回家反省，闭门思过！”

就这样，贞观朝的两位核心宰相，因为一场争吵，被皇帝当场罢官，成了长安城里的一桩笑谈。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半年，李世民就又下旨，重新启用萧瑀为太子少师、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后来还再次任命俩人担任宰辅级别的官职。

这波操作直接看懵了满朝文武——陛下这是闹哪出？既然嫌他俩吵架，把他俩罢官就是了，怎么还没过多久就又启用了？难道是觉得俩人吵得还不够凶，想让他们继续在朝堂上“互撕”？

其实，李世民心里比谁都清楚，萧瑀和陈叔达的争吵，从来都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一场纯粹的“君子之争”。这对看似水火不容的“冤家”，其实是贞观朝最靠谱的两位宰相，他们的争吵，不仅不是朝堂的祸害，反而成了贞观之治能够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

要读懂这一切，咱们得先从萧瑀和陈叔达的人生说起——这两位前朝皇子，到底是如何走到一起，成为李世民的铁杆支持者，又为何会变成见面就掐的“死对头”？

2、两位前朝皇子，为何成了李世民的“铁杆忠臣”？

萧瑀和陈叔达，一个是梁朝皇子，一个是陈朝皇子，原本是敌对政权的皇室后裔，却在李唐王朝相遇，最终都成了李世民最信任的铁杆忠臣。他们的人生轨迹，就像两条平行线，历经朝代更迭，最终在贞观朝交汇，却又因为立场不同，开始了“相爱相杀”的旅程。

萧瑀：三朝皇室后裔，李世民的“救命恩人”

萧瑀（公元575年-公元648年），出身于大名鼎鼎的兰陵萧氏，是西梁孝靖帝萧琮的亲弟弟，也是隋炀帝杨广的皇后萧氏的亲哥哥——论出身，他既是梁朝皇子，又是隋朝皇亲，妥妥的“三朝皇室后裔”（西梁、隋朝、唐朝）。

萧瑀的童年，正值南北朝末年，天下大乱。他的祖父萧詧建立西梁，依附于北周；父亲萧岿在位时，西梁又依附于隋朝；等到萧瑀长大成人，西梁被隋朝废除，他便进入隋朝为官，凭借着姐姐萧皇后的关系，历任内史侍郎、河池太守等职，深得隋文帝和隋炀帝的信任。

可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死，萧瑀也被宇文化及俘虏。后来，萧瑀趁机逃脱，辗转投奔了当时正在关中称帝的李渊（唐高祖）。李渊早就听说过萧瑀的才华和人品，又因为兰陵萧氏是江南名门望族，需要拉拢江南士族，所以立刻任命萧瑀为内史令（相当于宰相），让他辅佐自己治理天下。

萧瑀在李渊朝担任宰相多年，以忠正耿直、直言敢谏闻名。他从不畏惧权贵，就算是李渊犯错，他也敢当面指出。比如李渊曾经想封自己的亲信为郡王，萧瑀当即反对，说：“陛下登基不久，天下尚未安定，此时封过多的王，会加重百姓负担，也会引发诸侯割据之祸！”李渊虽然不高兴，但最终还是采纳了萧瑀的建议。

而萧瑀和李世民的缘分，还要从“玄武门之变”说起。当时，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次设计陷害李世民，甚至想除掉他。萧瑀看出了李建成的野心，也深知李世民的才能，于是坚定地站到了李世民这边。

玄武门之变前，萧瑀联合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多次劝说李世民先下手为强；玄武门之变当天，萧瑀更是亲自坐镇朝堂，稳住朝中局势，防止李建成的党羽趁机作乱，为李世民顺利夺取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萧瑀是李世民的“救命恩人”，也是他夺取皇位的核心支持者。

李世民即位后，对萧瑀非常信任，继续任命他为宰相（左仆射），让他辅佐自己治理贞观朝。萧瑀也不负所托，始终以忠正为本，直言敢谏，为贞观之治的开创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陈叔达：陈朝皇子，玄武门之变的“关键推手”

陈叔达（公元573635年），出身于陈朝皇室，是陈朝后主陈叔宝的亲弟弟，陈宣帝陈顼的第十七子——论出身，他是妥妥的陈朝皇子，身份尊贵。

陈叔达的童年，比萧瑀还要坎坷。他出生时，陈朝已经逐渐衰落，北方的隋朝正在崛起，随时准备南下灭陈。陈叔达从小聪慧过人，擅长诗文，深得陈宣帝的喜爱，年仅十几岁就被封为义阳王，担任侍中、丹阳尹等职。

可好景不长，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朝大军南下，攻破陈朝都城建康，陈朝灭亡，陈叔达和陈后主一起被俘虏到长安。虽然沦为亡国之君的弟弟，但陈叔达并没有消沉，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人品，在隋朝为官，历任内史舍人、绛郡通守等职。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陈叔达也趁机起兵，后来投奔了李渊。李渊同样看重陈叔达的才华和江南士族的身份，立刻任命他为丞相府主簿，后来又升任黄门侍郎，成为李渊的重要谋士。

陈叔达在李渊朝，同样以忠正耿直、直言敢谏闻名。他不像其他大臣那样阿谀奉承，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就算是李渊的决定，他也会据理力争。比如李渊曾经想处死一位直言进谏的大臣，陈叔达当即劝阻，说：“陛下正要招揽天下贤才，若因大臣直言就处死他，只会让天下贤才望而却步，不利于朝廷的稳定！”李渊听后，当即赦免了那位大臣。

而陈叔达和李世民的关系，同样离不开玄武门之变。当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准备在昆明池设宴，趁机除掉李世民。陈叔达得知消息后，立刻告诉了李世民，劝他：“太子和齐王野心勃勃，此次设宴必定有诈，陛下（指李渊）又偏袒太子，您若不先下手为强，必定会被他们害死！”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得知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非常生气，准备下令严惩李世民的党羽。就在这危急关头，陈叔达站了出来，对李渊说：“太子和齐王长期嫉妒秦王（李世民）的才华，多次设计陷害秦王，秦王此次起兵，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朝廷的稳定。如今太子和齐王已死，秦王功高盖世，民心所向，陛下若立秦王为太子，天下必定安定！”

陈叔达的这番话，直接点醒了李渊，也为李世民夺取皇位铺平了道路。可以说，陈叔达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推手”，也是李世民的铁杆支持者。

李世民即位后，对陈叔达非常感激，任命他为侍中（相当于宰相），让他和萧瑀一起辅佐自己治理天下。就这样，两位前朝皇子，一位梁朝后裔，一位陈朝后裔，都成为了贞观朝的宰相，都成为了李世民的铁杆忠臣。

按道理说，俩人有着相似的出身，相似的经历，相似的忠诚，本该成为最好的搭档，可他们却偏偏成了见面就掐的“死对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除了掐架，他俩活成了彼此的“镜像”

萧瑀和陈叔达，看似是天生的“死对头”，实则是最相似的人——他们就像彼此的“镜像”，除了在朝堂上互撕吵架，其余的一切，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相似：都是前朝皇子，历经朝代更迭

萧瑀是西梁皇子，陈叔达是陈朝皇子；萧瑀经历了后梁、隋朝、唐朝三朝更迭，陈叔达经历了陈朝、隋朝、唐朝三朝更迭。俩人都亲眼见证了自己的王朝灭亡，都沦为过亡国之臣，都历经了乱世的漂泊，最终都在李唐王朝找到了归宿。

这种相似的经历，让他们都对乱世有着深刻的体会，都对百姓的疾苦有着深切的同情，也都有着“安定天下、造福百姓”的治国理想。可也正是这种相似的经历，让他们对“如何治理天下”有着不同的理解——萧瑀见证了隋朝的统一与灭亡，认为治理天下需要“严整秩序”；陈叔达见证了陈朝的腐朽与灭亡，认为治理天下需要“仁政德治”。

第二相似：都是李渊老臣，李世民的铁杆支持者

萧瑀和陈叔达，都是李渊时代的老宰相，都在李渊朝担任宰辅多年，都深得李渊的信任；俩人又都在玄武门之变中坚定地支持李世民，都为李世民夺取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都是李世民最信任的铁杆忠臣。

在贞观朝，俩人都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李世民遇到重大决策，都会先征求他俩的意见；俩人也都始终忠于李世民，忠于贞观朝，从没有过二心。可就算是这样，他们也从来不会因为“都是李世民的人”就互相妥协，反而会因为意见不同，吵得不可开交。

第三相似：都以忠正耿直、直言敢谏闻名

萧瑀和陈叔达，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直臣”，都以忠正耿直、直言敢谏闻名于世。他们从不畏惧权贵，从不阿谀奉承，就算是面对李世民，他们也敢当面指出错误，从不藏着掖着。

比如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想封禅泰山，炫耀自己的功绩。萧瑀当即反对，说：“如今天下初定，百姓尚未安居乐业，国库也不充盈，封禅泰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只会加重百姓的负担，万万不可！”

陈叔达也附和道：“萧仆射说得对！封禅泰山不过是虚名，百姓的安乐才是实利。陛下若真想彰显功绩，不如多关心百姓的疾苦，减轻赋税，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比封禅泰山更有意义！”

李世民听后，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也知道俩人说得有道理，最终放弃了封禅泰山的想法。

再比如，李世民曾经宠信外戚长孙无忌，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萧瑀当即反对，说：“长孙无忌是陛下的大舅子，若担任宰相，难免会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不利于朝廷的稳定！”

陈叔达也表示赞同：“陛下，外戚专权是前朝灭亡的教训，陛下万万不可重蹈覆辙！长孙无忌虽然有才华，但担任宰相确实不妥，还请陛下三思！”

李世民虽然很信任长孙无忌，但在萧瑀和陈叔达的坚持下，最终还是放弃了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的想法。

这种直言敢谏的性格，让他们都深得李世民的敬重，也让他们成为了贞观朝的“道德标杆”。可也正是这种性格，让他们在面对不同意见时，从不妥协，从不退让，最终只能通过吵架来解决问题。

第四相似：都德高望重，深受百姓和大臣敬重

萧瑀和陈叔达，都是德高望重的君子，他们不仅才华出众，而且人品高尚，从不贪赃枉法，从不结党营私，深受百姓和大臣们的敬重。

萧瑀一生清廉，虽然担任宰相多年，却从不贪污受贿，家里的房子还是简陋的瓦房，衣服还是普通的布衣；他对待下属非常宽厚，从不苛责，下属犯错，他都会主动承担责任。

陈叔达也同样清廉，他虽然是陈朝皇子，却从不贪图享乐，一生节俭，家里的财产寥寥无几；他对待百姓非常关心，经常上书李世民，请求减轻百姓的赋税，改善百姓的生活。

大臣们都非常敬重这俩人，认为他们是贞观朝的“君子典范”；百姓们也非常爱戴这俩人，认为他们是为民做主的好官。可就是这样两位德高望重的君子，却偏偏在朝堂上势同水火，见面就吵，这不禁让人疑惑：明明是灵魂相似的同类人，为何偏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4、从朝堂互怼到差点武斗，俩人到底吵了多少次？

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可不是偶尔一次两次，而是贯穿了整个贞观朝前期，从朝堂议事吵到日常相处，从政策争论吵到理念碰撞，几乎只要俩人见面，就少不了一场争吵。除了贞观二年那场差点武斗的“分封制之争”，他们还有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互撕名场面。

名场面一：赋税之争——严整税法vs减免赋税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朝堂上讨论“如何改革赋税制度”。当时，唐朝的赋税制度主要沿袭隋朝的“租庸调制”，但因为天下初定，很多勋贵和豪强都偷税漏税，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而普通百姓却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萧瑀率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臣以为，应当严整税法，加强对勋贵和豪强的征税管理，严禁他们偷税漏税！同时，要规范赋税制度，明确百姓的赋税标准，让百姓知道自己该交多少税，避免官吏趁机盘剥百姓！”

萧瑀的主张，明显是站在关陇勋贵的对立面，想通过严整税法，约束勋贵和豪强的利益，维护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百姓的利益。可陈叔达却立刻提出了反对意见：“臣反对！如今天下初定，百姓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生活非常困苦，此时应当减免赋税，而不是严整税法！若一味地加强征税，只会加重百姓的负担，甚至引发百姓的不满！”

陈叔达的主张，明显是站在江南百姓的角度，想通过减免赋税，安抚江南百姓，稳定江南的局势。俩人立刻就吵了起来：

萧瑀：“陈叔达！你只知道减免赋税，却不知道勋贵豪强偷税漏税有多严重！他们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却不交一分钱的税，所有的赋税都压在普通百姓身上，你这是在纵容勋贵，压榨百姓！”

陈叔达：“萧瑀！你只知道严整税法，却不知道百姓有多苦！战乱刚过，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你还要加强征税，这不是逼百姓造反吗？你这是在苛政扰民，不是在治理天下！”

俩人越吵越凶，从赋税制度吵到百姓疾苦，从勋贵豪强吵到官吏腐败，最后又开始翻旧账，指责对方“不懂治国”。李世民看着这俩人，又是无奈又是好笑，最后只好出面调解：“二位爱卿说得都有道理，严整税法是为了约束勋贵，减免赋税是为了安抚百姓，不如我们折中一下——严整勋贵豪强的税法，严禁他们偷税漏税；同时，减免普通百姓的赋税，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百姓，减轻他们的负担。”

就这样，一场赋税之争，在李世民的调解下，才终于平息。

名场面二：礼法之争——规范秩序以德化人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朝堂上讨论“如何整顿社会秩序”。当时，唐朝刚刚平定突厥，天下逐渐安定，但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尤其是勋贵子弟，仗着自己的身份，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萧瑀当即提出主张：“臣以为，应当加强礼法建设，规范社会秩序！要明确尊卑等级，严格约束勋贵子弟的行为，若他们触犯法律，绝不姑息，从严惩处！只有这样，才能震慑豪强，维护社会秩序！”

萧瑀的主张，深受隋朝礼法制度的影响，他认为“礼法是治国之本”，只有通过严格的礼法，才能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可陈叔达却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臣反对！礼法固然重要，但以德化人更重要！勋贵子弟之所以横行霸道，是因为他们缺乏道德教育，若我们只靠严刑峻法来约束他们，只会让他们心生怨恨，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不如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勋贵子弟修身养性，让他们自觉遵守社会秩序！”

陈叔达的主张，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德治是治国之本”，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整顿社会秩序，实现天下安定。俩人又一次吵了起来：

“陈叔达！你这是迂腐之见！勋贵子弟骄横跋扈惯了，只靠道德教育根本没用，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让他们害怕，才能让他们遵守秩序！你以为靠说教就能让他们变好吗？简直是痴心妄想！”

“萧瑀！你这是残暴之举！严刑峻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若一味地从严惩处，只会让勋贵子弟与朝廷离心离德，甚至引发叛乱！只有以德化人，才能让他们真心实意地遵守秩序，才能实现天下安定！”

俩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又差点动手，李世民只好再次出面调解：“二位爱卿，礼法和德治都很重要，缺一不可！我们既要加强礼法建设，规范勋贵子弟的行为，对触犯法律的从严惩处；也要加强道德教育，引导他们修身养性，让他们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只有礼法与德治相结合，才能真正整顿好社会秩序。”

一场礼法之争，又在李世民的调解下平息了。

名场面三：用人之争——重用勋贵提拔寒门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朝堂上讨论“如何选拔官员”。当时，贞观朝的官员大多是关陇勋贵和江南士族，寒门子弟很难有晋升的机会，导致朝堂上的人才结构比较单一，不利于朝廷的发展。

萧瑀提出主张：“臣以为，应当重用关陇勋贵！他们是李唐江山的开国功臣，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且有着丰富的治国和军事经验，重用他们，才能稳固朝廷的根基，才能治理好天下！”

萧瑀的主张，明显是站在关陇贵族的立场上，想通过重用关陇勋贵，维护关陇集团的利益，也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可陈叔达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臣反对！应当大力提拔寒门子弟！寒门子弟中不乏才华出众之人，只是因为出身低微，没有晋升的机会。若我们只重用关陇勋贵，只会让朝堂上的派系越来越严重，也会让寒门子弟心灰意冷，不利于朝廷的发展！不如打破出身限制，唯才是举，提拔有才华的寒门子弟，为朝廷注入新的活力！”

陈叔达的主张，明显是站在江南士族和寒门子弟的立场上，想通过提拔寒门子弟，打破关陇集团的垄断，平衡朝堂上的派系势力。俩人又一次吵了起来：

“陈叔达！你这是在破坏朝廷的根基！关陇勋贵为李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不重用他们，反而去提拔那些毫无经验的寒门子弟，你这是想让朝廷陷入混乱吗？”

“萧瑀！你这是在偏袒关陇勋贵！寒门子弟中也有很多有才华的人，他们只是缺少机会！若一味地重用关陇勋贵，只会让朝堂上的势力越来越失衡，最终导致派系斗争，不利于朝廷的稳定！”

这场用人之争，比之前的几次争吵还要激烈，俩人甚至当着李世民的面，互相指责对方“结党营私”。李世民看着这俩人，虽然很生气，但也知道俩人都是为了朝廷好，于是只好耐心调解：“二位爱卿，重用勋贵和提拔寒门并不矛盾！我们既要重用有能力的关陇勋贵，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也要打破出身限制，唯才是举，提拔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让他们为朝廷效力。只有这样，才能平衡朝堂势力，才能选拔出更多的人才，治理好天下。”

就这样，一场用人之争，又在李世民的调解下平息了。

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几乎贯穿了贞观朝前期的每一次重要朝会，从分封制到赋税制，从礼法到用人，只要是涉及治国的重大问题，俩人几乎都会站到对立面上，吵得不可开交。可让人奇怪的是，他们的争吵，从来都不是为了私人恩怨，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不同的治国理念，为了不同的立场利益。

这时候，人们不禁会问：明明都是为了贞观盛世，明明都是忠臣君子，为何偏偏要吵得这么凶？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性格执拗吗？还是背后藏着更隐秘的原因？

5、有个疑问：同类人的针锋相对，真的只是性格不合吗？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只是因为他们性格执拗，都是“认死理”的君子，所以遇到不同意见时，才会互不相让，吵得不可开交。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要知道，萧瑀和陈叔达都是历经三朝的老臣，都是饱读诗书的君子，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和为贵”的道理，也不可能不知道在朝堂上互撕会影响朝堂秩序，会让皇帝为难。可他们还是一次次地争吵，甚至差点动手，这说明，他们的针锋相对，绝不仅仅是性格不合那么简单。

更让人疑惑的是，李世民明明知道他俩见面就吵，却还是一次次地把他俩放在宰辅的位置上，让他们同朝为官。要是真的只是性格不合，李世民大可以把他俩分开，让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避免他们见面吵架。可李世民没有这么做，反而任由他们争吵，甚至还在他们争吵后，采纳他们各自的合理意见。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萧瑀和陈叔达的针锋相对，难道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其实，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看似是性格不合，实则是立场对立和理念碰撞的必然结果。他们虽然都是前朝皇子，都是李世民的铁杆忠臣，都是德高望重的君子，但他们背后代表的势力不同，秉持的治国理念不同，这就注定了他们会成为“死对头”，会在朝堂上针锋相对。

那么，他们的立场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治国理念又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又为何会让他们见面就吵，互不相让？

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得从他们背后代表的势力说起——萧瑀代表的是关陇贵族的利益，而陈叔达代表的是江南士族的利益。这两大势力，是李唐王朝的两大支柱，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文化背景，这才是萧瑀和陈叔达互撕的根本原因！

根源所在：立场对立的“君子之争”，而非私人恩怨

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从来都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一场纯粹的“君子之争”——这场争论的背后，是关陇贵族与江南士族的立场对立，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的碰撞，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

立场对立：关陇贵族的代表江南士族的代表

李唐王朝的建立，离不开两大势力的支持：一是关陇贵族集团，二是江南士族集团。关陇贵族集团是李唐王朝的根基，李唐皇室本身就是关陇贵族的核心成员，李渊和李世民都是依靠关陇贵族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唐朝，夺取皇位；而江南士族集团是李唐王朝的重要助力，李渊和李世民在统一江南的过程中，得到了江南士族的支持，江南士族也成为了李唐王朝的重要统治力量。

萧瑀，就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代表。他虽然是梁朝皇子、隋朝皇亲，但他的姐姐萧皇后是隋炀帝的皇后，而隋炀帝所在的杨家，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萧瑀在隋朝为官时，就与关陇贵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投奔李渊后，他又凭借着自己的身份和才华，成为了关陇贵族集团在朝堂上的代言人。

萧瑀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利益诉求非常明确：一是维护关陇贵族的特权地位，确保关陇贵族在朝堂上的核心话语权；二是加强中央集权，规范社会秩序，防止地方割据，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因为关陇贵族的利益与李唐王朝的统治息息相关）；三是重视军事力量，加强边疆防御，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而陈叔达，就是江南士族集团的核心代表。他是陈朝皇子，出身于江南第一流的名门望族——陈氏家族，在江南士族中有着极高的威望；陈朝灭亡后，他又在江南士族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投奔李渊后，他成为了江南士族集团在朝堂上的代言人。

陈叔达代表的江南士族集团，利益诉求也非常明确：一是维护江南士族的利益，确保江南士族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二是减轻江南百姓的负担，因为江南地区刚刚平定，百姓历经战乱，生活困苦，江南士族希望朝廷能采取仁政，安抚江南百姓；三是反对严刑峻法，主张以德化人，因为江南文化崇尚“仁政”“德治”，与关陇地区崇尚“法治”“秩序”的文化截然不同。

关陇贵族与江南士族的利益诉求不同，甚至在很多方面相互冲突。比如，关陇贵族希望加强中央集权，规范税法，约束地方豪强（包括江南豪强）；而江南士族则希望减轻江南百姓的赋税，维护江南豪强的利益。这种利益诉求的冲突，反映在朝堂上，就是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争吵。

比如之前的“赋税之争”，萧瑀主张严整税法，约束勋贵豪强，其实主要是为了约束江南豪强，维护国家财政收入，这损害了江南士族的利益；而陈叔达主张减免江南赋税，其实主要是为了维护江南百姓和江南豪强的利益，这又损害了关陇贵族的利益。所以，俩人必然会站到对立面上，吵得不可开交。

再比如“用人之争”，萧瑀主张重用关陇勋贵，其实是为了维护关陇贵族在朝堂上的核心地位；而陈叔达主张提拔寒门子弟，其实是为了打破关陇贵族的垄断，让江南士族和寒门子弟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这种利益诉求的冲突，也让俩人必然会针锋相对。

理念碰撞：礼法正统柔性治国

除了立场对立，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还源于两种不同治国理念的碰撞——萧瑀主张“礼法正统、规范秩序”，陈叔达主张“柔性治国、德行为本”。这两种治国理念，分别源于关陇文化和江南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萧瑀的治国理念，深受隋朝和关陇文化的影响。关陇地区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汇处，长期以来战乱频繁，所以关陇文化崇尚“法治”“秩序”“强权”，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礼法和严刑峻法，才能规范社会秩序，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萧瑀经历了隋朝的统一与灭亡，他深知隋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就是因为隋文帝推行了严格的礼法制度和法治政策，规范了社会秩序，加强了中央集权；而隋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隋炀帝后期滥用民力，破坏了礼法秩序，导致天下大乱。所以，萧瑀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礼法正统、规范秩序”——要通过严格的礼法，明确尊卑等级，约束勋贵和豪强的行为；要通过严格的法治，严惩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要通过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在萧瑀看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才能实现贞观盛世的长治久安。所以，他在朝堂上，总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只要是涉及“规范秩序”“加强法治”“维护中央集权”的政策，他都会坚决支持；只要是违背这些理念的政策，他都会坚决反对。

而陈叔达的治国理念，深受陈朝和江南文化的影响。江南地区气候湿润，物产丰富，长期以来社会安定，所以江南文化崇尚“仁政”“德治”“柔性”，认为只有通过仁政和德治，才能安抚百姓，才能赢得民心，才能实现天下安定。

陈叔达经历了陈朝的腐朽与灭亡，他深知陈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陈后主荒淫无道，实行苛政，失去了民心；而江南地区之所以能在战乱后快速恢复，就是因为江南士族推行了仁政，安抚了百姓。所以，陈叔达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柔性治国、德行为本”——要通过仁政，减轻百姓的赋税，改善百姓的生活；要通过德治，加强道德教育，引导人们修身养性，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要通过柔性手段，安抚地方豪强，避免激化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陈叔达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才能实现贞观盛世的长治久安。所以，他在朝堂上，也总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只要是涉及“仁政”“德治”“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他都会坚决支持；只要是违背这些理念的政策，他都会坚决反对。

萧瑀的“礼法正统”与陈叔达的“柔性治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甚至在很多方面相互冲突。比如，萧瑀认为“严刑峻法才能规范秩序”，陈叔达认为“以德化人才能根本治理”；萧瑀认为“规范勋贵才能维护中央集权”，陈叔达认为“安抚豪强才能稳定地方”。这种理念的碰撞，反映在朝堂上，就是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争吵。

“礼法之争”，萧瑀主张加强礼法，严惩勋贵子弟的违法行为，就是坚持自己的“礼法正统”理念；而陈叔达主张加强道德教育，以德化人，就是坚持自己的“柔性治国”理念。俩人都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都认为对方的理念是错误的，所以必然会吵得不可开交。

其实，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从来都不是为了私人恩怨，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自己代表的势力利益，为了自己秉持的治国理念。他们都是君子，都有着“安定天下、造福百姓”的理想，只是因为立场不同、理念不同，才不得不站到对立面上，通过争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争取皇帝的支持。

这种争吵，不是奸臣之间的“党争”，而是君子之间的“理念之争”；不是朝堂的祸害，而是贞观朝能够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的争吵，让李世民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能够兼顾不同的利益，能够平衡不同的理念，最终制定出最合理的政策，推动贞观之治走向繁荣。

6、李世民的平衡术：罢官又启用，藏着帝王的深层考量

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虽然是君子之争，有利于朝堂的决策，但也确实影响了朝堂的秩序，甚至有时候会让李世民陷入尴尬的境地。比如贞观二年那场差点武斗的争吵，就让李世民颜面尽失，不得不当场罢掉俩人的相位。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李世民罢掉俩人的相位后，没过多久就又重新启用了他们。这看似矛盾的操作，其实藏着李世民高超的帝王平衡术——他罢官，是为了平息朝堂风波，敲打俩人的执拗性格；他启用，是为了利用俩人的才华和背后的势力，平衡朝堂格局，推动贞观之治的发展。

罢官：平息风波，敲打执拗

李世民之所以要罢掉萧瑀和陈叔达的相位，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平息朝堂风波。萧瑀和陈叔达在朝堂上互撕，甚至差点武斗，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朝堂的秩序，也让满朝文武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趁机挑拨离间，说俩人是“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如果李世民不及时制止，任由俩人争吵下去，不仅会影响朝堂的稳定，还可能引发派系斗争，不利于贞观朝的统治。所以，李世民必须罢掉俩人的相位，平息这场风波，维护朝堂的秩序。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敲打俩人的执拗性格。萧瑀和陈叔达都是忠正耿直的君子，但他们的性格过于执拗，遇到不同意见时，从不妥协，从不退让，甚至会在朝堂上大吵大闹，不顾及朝堂礼仪，不顾及皇帝的颜面。李世民虽然敬重他们的忠诚和才华，但也对他们的执拗性格非常不满。所以，李世民罢掉俩人的相位，也是为了敲打他们，让他们反省自己的行为，学会妥协和退让，不要再在朝堂上互撕吵架。

李世民在罢官的圣旨中，明确指出俩人“议事不遵礼仪，在朝堂之上喧哗互怼，失宰相之体”，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作为宰相，不仅要才华出众、忠诚正直，还要懂得朝堂礼仪，懂得团结同僚，不能因为意见不同就互撕吵架。

启用：平衡格局，借力治国

李世民之所以要重新启用萧瑀和陈叔达，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需要俩人的才华。萧瑀和陈叔达都是才华出众的治国能臣，萧瑀擅长制定制度、规范秩序，陈叔达擅长安抚百姓、以德化人。俩人的才华互补，都是贞观朝不可或缺的人才。李世民虽然罢掉了他们的相位，但也知道，没有他们的辅佐，贞观朝的治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李世民必须重新启用他们，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华，辅佐自己治理天下。

第二个原因，是需要平衡朝堂格局。萧瑀代表关陇贵族集团，陈叔达代表江南士族集团，这两大势力是李唐王朝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如果李世民只重用萧瑀，就会得罪江南士族集团，导致江南地区不稳定；如果李世民只重用陈叔达，就会得罪关陇贵族集团，导致李唐王朝的根基动摇。所以，李世民必须让萧瑀和陈叔达同时担任宰辅，让他们互相制衡，平衡朝堂格局，维护李唐王朝的稳定。

第三个原因，是需要听取不同的声音。李世民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如果朝堂上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理念，皇帝就会变得固执己见，制定出错误的政策；只有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理念，皇帝才能全面地看待问题，制定出最合理的政策。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虽然吵得厉害，但也让李世民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能够兼顾不同的利益，能够平衡不同的理念，最终制定出最有利于贞观朝发展的政策。

比如，在“赋税之争”中，萧瑀主张严整税法，陈叔达主张减免赋税，李世民听取了俩人的意见，最终制定了“严整勋贵税法、减免百姓赋税”的政策，既维护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安抚了百姓；在“礼法之争”中，萧瑀主张加强礼法，陈叔达主张以德化人，李世民听取了俩人的意见，最终制定了“礼法与德治相结合”的政策，既规范了社会秩序，又赢得了民心；在“用人之争”中，萧瑀主张重用勋贵，陈叔达主张提拔寒门，李世民听取了俩人的意见，最终制定了“重用勋贵、提拔寒门”的政策，既维护了关陇贵族的利益，又为朝廷注入了新的活力。

可以说，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是李世民实现“兼听则明”的重要途径；李世民对俩人的罢官又启用，是他高超帝王平衡术的集中体现。正是因为有了萧瑀和陈叔达的“君子之争”，有了李世民的“平衡之术”，贞观朝才能形成“群贤毕至、众望所归”的局面，才能开创出中国历史上最清明的盛世——贞观之治。

7、两个人吵出来的贞观清明，奠定盛世根基

“相爱相杀”，虽然看似荒唐，却对贞观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奠定了贞观之治的根基。他们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当时，还影响了后世千年，成为了中国古代朝堂“君子之争”的典范。

对当时的影响：推动贞观之治走向繁荣

萧瑀和陈叔达的互撕，对贞观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政策的完善。萧瑀和陈叔达的争吵，都是围绕着治国的重大政策展开的，他们的每一次争吵，都能让李世民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问题。李世民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制定出最合理的政策。比如，在赋税制度上，李世民结合萧瑀和陈叔达的意见，制定了“租庸调制”的改革方案，既规范了税法，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礼法制度上，李世民结合俩人的意见，制定了“礼法与德治相结合”的制度，既规范了社会秩序，又赢得了民心；在用人制度上，李世民结合俩人的意见，制定了“唯才是举、兼顾派系”的用人政策，既重用了关陇勋贵，又提拔了江南士族和寒门子弟。这些完善的政策，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平衡了朝堂的势力。萧瑀代表关陇贵族集团，陈叔达代表江南士族集团，俩人的同时任职，让关陇贵族和江南士族在朝堂上形成了制衡。这种制衡，避免了某一派系独揽大权，避免了派系斗争的爆发，维护了朝堂的稳定。同时，俩人的争吵，也让李世民能够更好地掌控朝堂，操纵局势，确保自己的皇权不受威胁。

第三，营造了直言敢谏的风气。萧瑀和陈叔达都是直言敢谏的直臣，他们在朝堂上敢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就算是与同僚争吵，也绝不妥协。他们的这种行为，带动了贞观朝的谏诤风气，让越来越多的大臣敢于直言进谏，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如，后来的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都深受萧瑀和陈叔达的影响，成为了直言敢谏的直臣。这种直言敢谏的风气，让李世民能够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及时纠正政策的偏差，确保贞观朝的治理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正是因为有了萧瑀和陈叔达的“君子之争”，有了他们推动的政策完善、势力平衡和谏诤风气，贞观朝才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天下安定、百姓安乐、国力强盛，最终开创出“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对后世的影响：成为君子之争的典范，影响千年朝堂

“君子之争”，不仅影响了贞观朝，还影响了后世千年，成为了中国古代朝堂“君子之争”的典范。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树立了君子之争的标杆。萧瑀和陈叔达的争吵，从来都不是为了私人恩怨，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治国理念，为了国家利益。他们虽然意见不同，却始终保持着君子的风度，从不互相诋毁，从不结党营私，从不陷害对方。他们的这种“君子之争”，为后世的大臣树立了标杆，让后世的大臣明白，朝堂上的争论，应该是理念的碰撞，是利益的平衡，而不是私人的恩怨，不是权力的争夺。

比如，宋朝的司马光和王安石，虽然在变法问题上针锋相对，吵得不可开交，但他们也始终保持着君子的风度，从不互相陷害，从不结党营私，成为了后世“君子之争”的又一典范。而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萧瑀和陈叔达的影响。

第二，为后世帝王提供了治国借鉴。萧瑀和陈叔达的“君子之争”，以及李世民对他们的平衡之术，为后世帝王提供了重要的治国借鉴。后世的帝王明白了，朝堂上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不同的理念，需要不同的势力相互制衡；明白了对待直言敢谏的大臣，不能一味地打压，而要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善于平衡他们的利益；明白了只有让不同的声音相互碰撞，才能制定出最合理的政策，才能维护朝堂的稳定，才能实现天下的安定。

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就非常推崇李世民的平衡之术，他在朝堂上故意扶持不同的派系，让他们相互制衡，自己则居中掌控，确保皇权的稳定。而康熙皇帝的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鉴了李世民对待萧瑀和陈叔达的方式。

第三，推动了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发展。萧瑀的“礼法正统、规范秩序”和陈叔达的“柔性治国、德行为本”，是中国古代两种重要的治国理念。这两种理念，在贞观朝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礼法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不仅成为了贞观之治的核心治国理念，还影响了后世的治国理念，成为了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唐朝后期的治国理念，宋朝的“重文轻武、以德治国”，明朝的“礼法并重”，都深受“礼法与德治相结合”理念的影响。这种理念，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遗产，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相爱相杀”，看似是一场荒唐的朝堂闹剧，实则是一段千古佳话。他们用自己的争吵，推动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奠定了盛世的根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树立了君子之争的标杆，影响了千年的朝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君子之争，不是私人恩怨的争斗，而是理念的碰撞，是利益的平衡，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福祉；真正的明君，不是要让朝堂上只有一种声音，而是要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善于平衡不同的利益，善于利用不同的人才，最终实现天下的安定和繁荣。

8、君子之争与派系平衡，后世帝王的必修课

萧瑀和陈叔达的故事，已经过去了一千四百多年，但他们的“君子之争”，以及李世民的“平衡之术”，依然对今天有着重要的启示。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古代的朝堂，还是今天的社会，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团队管理，都需要“君子之争”，都需要“平衡之术”。

启示一：君子之争，是推动进步的动力

萧瑀和陈叔达的争吵，虽然吵得厉害，但也推动了贞观朝的政策完善，推动了贞观之治的繁荣。这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团队，都需要不同的声音，都需要不同的理念，都需要“君子之争”。

因为，只有不同的声音相互碰撞，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只有不同的理念相互融合，才能制定出最合理的方案；只有不同的意见相互争论，才能推动事物的进步。如果一个团队中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理念，所有人都盲目服从，那么这个团队就会变得僵化，变得落后，最终会被时代淘汰。

比如，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很多成功的企业都鼓励员工提出不同的意见，鼓励员工进行“君子之争”。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才能发现企业管理中的问题，才能制定出最合理的发展战略，才能推动企业的不断进步。

启示二：平衡之术，是维护稳定的关键

李世民对萧瑀和陈叔达的“罢官又启用”，是一种高超的平衡之术。这种平衡之术，不仅维护了贞观朝的朝堂稳定，还确保了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这告诉我们，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团队管理，都需要“平衡之术”。

因为，任何一个组织中，都存在着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利益群体。如果不能平衡这些派系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就会导致派系斗争的爆发，就会导致组织的分裂和动荡。只有通过“平衡之术”，平衡不同派系的利益，平衡不同群体的诉求，才能维护组织的稳定，才能确保组织的正常运转。

比如，在今天的团队管理中，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不仅要善于任用不同的人才，还要善于平衡不同人才的利益，平衡不同团队的诉求。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团队的力量，才能确保团队的稳定，才能推动团队的发展。

启示三：忠诚正直，是为人处世的根本

萧瑀和陈叔达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得到李世民的敬重，之所以能影响后世千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忠诚正直。他们始终忠于自己的君主，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理想；他们始终保持着正直的品格，从不阿谀奉承，从不贪赃枉法，从不结党营私。

这告诉我们，无论是古代的大臣，还是今天的我们，都要保持忠诚正直的品格。忠诚，是对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团队，对自己的国家的坚守；正直，是对自己的道德，对自己的原则，对自己的底线的坚守。只有保持忠诚正直的品格，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萧瑀和陈叔达的故事，是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佳话。他们是灵魂相似的同类人，却因为立场不同、理念不同，成为了见面就掐的“死对头”；他们是忠正耿直的君子，用自己的“君子之争”，推动了贞观之治的繁荣；他们是治国能臣，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奠定了李唐王朝的盛世根基。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君子，不是要盲目服从，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理念；真正的忠诚，不是要阿谀奉承，而是要为国家和百姓的福祉据理力争；真正的进步，不是要只有一种声音，而是要让不同的声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一千四百多年过去了，萧瑀和陈叔达的名字，依然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君子之争”，依然是后世学习的典范；他们的故事，依然在告诉我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全文完！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文章创作引用素材来源出处：

1. 《旧唐书·萧瑀传》（后晋·刘昫 等撰）

2. 《旧唐书·陈叔达传》（后晋·刘昫 等撰）

3. 《资治通鉴·唐纪》（宋·司马光 编著）